　　或许也在这一天吧，俞平伯被家人带到庙里，挂名为僧。这也是苏州一带的风俗，娇惯人家的孩子，要到庙里挂个名，求得佛祖保佑，才能长命百岁。多年以后的1932年7月18日，俞平伯曾去戒坛寺待了两三天，归途中还欣赏了好风景。同年9月8日，根据这次出行，他写了一篇《戒坛琐记》，文中说道：“四五岁就人寺卦名为僧，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眼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可见挂名为僧的事，俞平伯是记得一清二楚的。
　　既然开卷读书了，那就怎么方便怎么读吧，书房里读，卧房里读，客厅里读。教的人也多，曲园老人教，父亲教，母亲教，姐姐也教，平时在园里玩耍时，也要时不时地教上几句、学几句。聪慧的俞平伯，会用稚气的嗓音，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学过的唐人诗句，引得一家人哈哈大笑。母亲甚至还教他外文，曲园老人有诗记之：“膝下曾孙才六岁，已将洋字斗聪明。”1905年2月8日，俞平伯正式进入家塾，跟着老师读书了。曲园老人依然有诗以记：“厅事东偏隔一墙，卅年安置读书床。今朝姊弟新开馆，当日爷娘上学堂。婉娈七龄尚怜幼，扶摇万里望弥长。待携第二重孙至，记得金奎日最长。”跟着家塾的先生读书习字，和家里人教读完全是两回事了，按时上课，按时下课，读书有了系统，读书时间也长了很多。所读之书，也不是以前家人的信口而教，而是大量的经书，在态度上更是严谨得多，甚至还要挨老师的训斥和板子，再加上家里人也时不时地督促，俞平伯走上了那一时期读书人必走的求学之路。
　　在家塾读书的十年里，俞平伯经历了很多，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成长为翩翩少年。这十年，对于他人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不仅打下了知识的底子，也养成了好学的作风。曲园老人非常看重这个曾孙，从他七岁那年冬天，开始每晚教他写字，灯下桌前，展纸持笔，一勾一划，毫不含糊。但是孩子毕竟还小，拿笔还不稳，玩心也重，常弄得满手满脸的墨，老人当然不在意，每日一纸，持续不断。俞平伯曾深情地回忆说：“清光绪丙午冬，曲园公每夕口授若干字，俾我书之，施因病中止，遂成永诀。”老人也有诗记之：“娇小曾孙爱似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朱矸，描纸亲书‘上大人’。”字里行间，透出老人的喜悦和期盼。
　　但是，旧历新年都没来得及过，年老生病的曲园老人，于1907年2月5日，即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老于曲园，享年八十六岁。俞平伯曾祖母姚太夫人逝世于1879年，安葬于杭州西湖右台山麓，紧挨着法相寺。据曲园老人《右台仙馆笔记·自序》所述，夫人姚氏死后葬于钱塘之右台山，俞樾于墓旁又置一块地，筑屋三间，四周环境优美，“竹篱环之，杂莳花木”，是风水宝地，取名“右台仙馆”。所以，曲园老人逝世后，便和夫人合葬于此。丧葬期间，年幼的俞平伯于灵前读曾祖遗稿，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涕下。
　　曾祖父逝世后，俞平伯继续在家塾读书。只是每晚学写字时，身边已不是白发苍苍的曾祖父，而是严父慈母了。所读之书，也越来越深，还学作文之道。在《析“爱”》一文中，俞平伯回忆了这段苦读生涯，其中也透露出童趣童心和自己的思想，他写道：“我八岁时读孟子到‘孑L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觉得这位孟老爹替他太老师吹得实在太凶。《春秋》无非是在竹片上画了些乱七八糟的痕迹，正和区区今日属稿的稿纸不相上下，既非刀锯桁杨，更非手枪炸弹，乱臣贼子即使没有鸡蛋般的胆子，亦何惧之有？或者当时的乱臣贼子，大都是些‘银样蜡枪头’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