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谌玉梅，女，湖南安化县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延安整风与社会主义革命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南华大学学报》等国家级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并参与《湖南抗战阵亡将士事略》、《新时期群众工作方法读本》等著作的撰写。
　　
　　罗平汉，男，湖南安化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一至三集、《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

精彩书评

　　★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第一章中央党校的历史沿革
一、初创阶段的中央党校
二、初到陕北的中央党校
三、抗战前期的中央党校
四、邓发任校长前期的中央党校

第二章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央党校
一、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二、中央党校的组织结构
三、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
四、中共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

第三章延安整风与中央党校的地位
一、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
二、延安整风的酝酿与高层整风
三、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大本营”

第四章改造思想：中央党校的整顿三风
一、毛泽东号召整顿三风
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三、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四、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五章纯洁组织：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
一、审查干部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
二、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
三、中央党校的“抢救运动”
四、对中央党校审干工作的反思

第六章厘清历史：中央党校的路线教育
一、整风前期的路线学习
二、路线教育的深入发展阶段
三、“山头会议”的召开

第七章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
一、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
二、中央党校的农业生产
三、中央党校的工业性生产
四、中央党校的商业及其他生产

第八章中央党校的文娱生活
一、平剧的改造
二、秧歌剧的推广
三、话剧的演出
结束语
附录
参考资料

精彩书摘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后，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也被博古正式拿掉，由张闻天取而代之。至此，毛泽东在党政军的职务被一一剥夺，“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用事实说明了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下，毛泽东历尽艰辛创建起来的中央苏区不复存在，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白区党组织也遭到重创。正是在这种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作了深入反思，如何使全党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挽救党、挽救红军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决定由从中共临时中央分化出来的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就在事实上，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王明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便到处发号施令。据张国焘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④
　　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否认毛泽东等在统一战线中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①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抵制和斗争。从全局来看，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曾带来一些干扰，但并未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方面得益于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另外还在于经过十多年成功与失败的锻炼，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
　　为什么王明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的错误转到抗战初期的右倾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实际上，这种浓厚的教条主义现象不仅表现在王明个人身上，而且在党内也普遍存在。
　　因此，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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