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很容易出现博弈论的所谓“囚犯两难困境”,或者“免费便车”偏向,或者“公有地悲剧”,或者功利计算标准暧昧等问题;最终会造成当事人竟然不采纳一些可以实现共同利益的纳什均衡的选项这样的咄咄怪事,也会导致所谓“市场的失败”。由此可见,健全的市场经济必须以非市场的制度条件为存在前提,接受规则之治。投资者、贸易者、劳动者、消费者——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以及企业,无论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只有明确地知道行为准则,以及违反规则的后果,才能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决定。但是,市场的规则之治不可能仅凭“弃尸于市” 、“听谚于市” ,或者“国君过市则刑人赦” 之类的传统做法而形成。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规则要平等适用于任何人,政府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即形成某种以规则和管制为前提的近似完全竞争(自由)的状态。否则,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协调,通过竞争产生效率的机制也就难以启动。因而,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都以现代法治原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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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言而喻,市场竞争机制会促进功能分化和利益集团分化,导致社会的结构和思想状况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多元性。实际上,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这样的区别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话语(2001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众传媒中时,抽象的“人民”概念就开始裂变,既有的整体主义国家理论和权力一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就开始被重新审视,不同群体的利益如何表达、如何协调之类的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在不同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之际,政府究竟代表谁?在使用规则时能否保持不偏不倚的质疑层出不穷,形成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意味着,在社会多元化的格局中,国家权力的中立化、客观化、媒介化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对峙的格局,以及解决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从回避。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兼顾自由与平等的民主制,但其突破口、或者最佳切入点,却是注重程序公正的法治。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对依照规则管理公共事务的内在需求,为法治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本动力。把这样的政治议题放到结构大转型的宏观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正是法治将成为中国开启另一个轴心文明时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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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据了解,在2014年6月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六个试点省市中,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设置,除了上海由高院主导,其他五试点省委政法委报送的方案,要么政法委书记担任遴选委员会主任,要么办事机构设在政法委,总之,均由省委政法委主导。
评分“小处入手,大处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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