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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李冬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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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8716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5437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
　　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本币制，这倒不是因为缺少金、银，搞不了本币，而是因为权力支配经济，无须本币，权力就是本币。试想一下，如有本币在，货币以其自身的价值尺度来流通，而非以王权授信来运转，那么，在流通领域，就有可能出现王朝害怕的“币权替代王权，市场官场”的局面。——货币经济是险滩

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
　　本书中，作者提出这样一种新的近代史解读视角，首次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
　　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正如作者所说“近代化的许多事业，往往都从曾国藩开头，李鸿章来完成。”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博。
　　除了视角新颖，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民间海权时代；地缘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出五条地理线，推进历史发展。
　　文字表述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自成一体，读罢让人顿有酣畅淋漓之感。

作者简介

　　刘刚，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李冬君合著）、《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晴的近代史》（与李冬君合著），以及《中国史诗》卷一“从天命观到帝王术”、卷二“自由的寓言”等。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主要著作：除与刘刚合著上述书外，还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与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孽海自由花》、《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译著《叶隐闻书》、《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等。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宋城故事：近代化的选择——重商主义还是消费文化
货币经济是险滩
喝茶喝通了世界——17至19世纪中国人如何参与世界历史
官商的后路——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民心”背后那只手
天朝新兵法——“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理学用兵
“圣人子弟兵”——曾国藩治军
跟朝廷扳腕子
国防之缘起
国家军系化——从湘淮军系到预备共和
通商与商战
商战与官战
李鸿章做“局”
勿忘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经制外的中国
大清“拆女”
老佛爷训政
颐和园挖坑
宫斗与官战
末世“不差钱”
李鸿章之死
“碰瓷”碰出新权威
自治的悲歌
新权威之殇
借洋债搞共和国
以兵法为国法
袁氏民元心曲——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考察
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
民元革命反思：孙、袁共和本末
袁记国体变脸
袁记“民选”
新军不出皇权
江山立国体

精彩书摘

　　民元开国春秋——孙、袁权斗与钱战
　　进入王朝胡同
　　袁氏终于如愿以偿了，没南下去，改在北京宣誓就职。
　　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的地点，就在石大人胡同的外交部。
　　这位“石大人”何许人也？乃明朝石亨，行伍出身，一如袁氏，因复辟，害死于谦，得以擅权，又以僭越乱政，而被处死。英宗复辟，石为首功，故赐石修府第，宅成，英宗惊问：“此谁家府第？”有人曰：“此必王府。”英宗曰：“非也！”又有人曰：“非王府，孰敢造次？”英宗唯唯。
　　想必这条“石大人胡同”，还留有僭越的遗迹，复辟的遗风？为什么要选在这里举行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呢？袁氏后来的所作所为，与这位“石大人”惟妙惟肖，是不是跟这里的心理暗示和文化联想有关呢？这就是北京的风水，王权的基因无处不在，换条胡同同样如此。
　　我想，袁氏之所以选择这条胡同，是因为大清朝的外交部就在这里，庚子新政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其设置由“总以亲王”改由尚书主理，而始作俑者为袁氏。
　　可以说，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外交部，晚清外事活动的中心就在这一带，由此亦可见，袁氏已将宣誓就职仪式安排成了外事活动。他所面对的，并非本国国民，因他无须选票。可他需要借款，所以，他要面对的是各国公使，他最期望得到各国承认，南京方面的认可还在其次。与会者百余人，中服洋服皆有，有辫无辫共处，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因此，袁氏未向孙中山，而是面对各国公使，宣誓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又代孙中山致贺词，袁答谢，辞曰：
　　“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就职当天，袁氏以“本大总统”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随后又发布补充令：豁免钱粮范围以宣统二年（1910年）为限，辛亥年应完钱粮征收期限“不在免除之列”。
　　同日，袁氏以“破除私见”、“服从中央命令”、“以期实行统一”连发数道命令，并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次日，参议院回电，承认袁氏就职，然“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
　　权斗使人邋遢。袁氏仓促上任，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硕的脖子坐落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既不蓄须，亦不修面，殊欠整洁，一副兵变后的邋遢相，显然蔑视这就任典礼。《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这样写道：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
　　事后，袁氏对其亲信说：“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
　　在北京宣誓就职尚且如此，若南下，该当如何？打死他也不会去吧！
　　没有遗产不行
　　袁氏宣誓就任的第二天，就致电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表示：
　　所有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
　　可袁氏一说，就值得信赖，况且，他也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话分”，他若不说，便是无赖。何也？因为各国都把他当做前朝的合法继承人，前朝遗产和债权债务当然由他来承担。
　　对于各国来说，革命后，最担心的，莫过于赔款和还债，这方面，谁能让他们放心，他们就支持谁。孙以“驱逐鞑虏”唤醒了汉家天下的历史记忆，却难以博得各国政府的同情，因为政权的本质是利益，而非情谊，各国政府同前朝的利益之水太深，以至于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反倒退而其次了。以价值观论，各国政府，尤其欧美，理应支持孙，可从利益方面来考量，各国还是选择了袁世凯。
　　即以贷款为例，革命后，孙、袁都在谋求贷款，然孙以光棍上任临时大总统，乃“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者，中国传统文化尚能提倡这种理想主义，但这理想，恰与资本主义原则相悖，以之号召国人还可以，用来同各国政府打交道，尤其同那些代表各国政府的银行团打交道，就不行了。贷款可以，银行就是干这个的，可抵押呢？还有担保呢？英雄进当铺，用头颅作抵押，那一套江湖法门，对洪门有用，对银行不管用，跟银行打交道，得亮真家伙，表态没用。
　　民国肇始，孙中山就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其对外政策：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结果如何呢？纽约《太阳报》的说法，便反映了各国共识：“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而袁氏就不同了，拥有了前朝的遗产，他跟银行打交道，要抵押有抵押，要担保有担保，有的是真家伙，所以，银行都追着他要贷，他还能选择，不仅有能力跟四国银行团讨个价，还将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了。
　　那四国银行团，由英汇丰、美花旗、德德华、法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原是为了清末铁路大跃进筹款而设的，本想搞个史无前例的大家伙，没想到保路运动兴起，继而武昌起义，终于清室退位，四国银行团壮志未酬，铁路贷款泡汤，可“祸兮福之所伏”，新政权更需要钱，袁氏成了大买家。清室退位，他要买单，南京让权，他也要赎买。
　　袁氏派亲信度支周自齐往四国银行团说项，说南京政府善后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应紧急放贷。善后首款，就是为了赎买南京政府，由汇丰银行经手，很快付银二百万两，作南京政府军政维持费用。此乃四国银行团为民国政府所作的第一笔垫款，为“善后大借款”之缘起。其时，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可谓朝不保夕，时时面临破产，革命军来催饷，催得黄兴吐血。所以，孙也向外，主要是向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谋求贷款。孙曾放言，若能贷款，必不和谈，告贷无门，才不得不谈。此时，孙、袁交战，非兵战，乃银战，袁氏因有四国银行团作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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