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秦漢捲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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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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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93953

版次：1

商品編碼：11526741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664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自秦建立大一統帝國，中國曆史進入帝製時代，兩漢正是中國帝製體製及其統治思想趨於定型、穩固和成熟的時期。而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和穩固，政治思想亦為之一變，即由先秦諸子道術分裂的“思想自由”狀態轉變進入一個思想和政治一元獨尊的統製體製。在曆經秦朝思想禦用化的洗禮之後，為瞭迴應他們所處時代的生活環境及其問題，兩漢時期的思想傢和政治傢們努力以其“有限的自由”緻力於政治思考的事業，本書便試圖展現這一思考的曆史畫捲，主要包括：漢初黃老思想的試行與思想傢的過秦之論和治安對策，西漢中期思想傢和政治傢的天人之學和鹽鐵之議，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與王莽的全麵復古改製實踐，儒傢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東漢後期的名教思潮與政治反思思潮，以及早期道教《太平經》的政治思想等。

作者簡介

林存光，1966年生，山東濟寜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10年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等方麵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儒教中國的形成——早期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儒傢式政治文明及其現代轉嚮》（主編）、《孔子評傳》（閤著）、《與權力對話——儒傢政治文化》（閤著）、《孔子新論》等。

導論政治的發展與政治理念的演進
第一章王權支配與思想的禦用化
第一節主題與變奏——“王權支配社會”釋義 37
第二節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帝王專製與思想的禦用化 54

第二章漢初的政治傢和思想傢——曆史反思與統治策略的調整和改變
第一節漢初政治與黃老思想的試行 64
第二節陸賈與《新語》的政治理念 70
第三節賈誼與《新書》的治安論 86
第四節晁錯及其時務對策 107
第五節小結：漢初政治思考的含義與特點 114

第三章漢傢統治思想的重新選擇與確立——學術思想的綜閤與政治思維的轉換
第一節儒道兩傢的思想綜閤與意識形態之爭 121
第二節劉安與《淮南子》的無為政治思想 130
第三節董仲舒與《春鞦繁露》的天人之學及其政治觀 170
第四節小結：政治思維的轉換與漢傢統治思想的重新確定 224

第四章西漢中期的政治思想論爭——鹽鐵之議與《鹽鐵論》中的思想博弈第一節鹽鐵之議的緣起與性質 231
第二節鹽鐵之議的政治含義及其曆史環境分析 238
第三節鹽鐵之議的主要議題與政見分歧 256
第四節小結：鹽鐵之議的時代特色與思想史意義 271

第五章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與王莽的復古改製
第一節皇權的性質與帝國的危機 274
第二節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 285
第三節從思想觀念到政治實踐：王莽的復古改製 319

第六章儒傢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
第一節 “五經”崇拜與神聖化 362
第二節漢代政治中的儒傢精神 368
第三節《春鞦?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政治思想 381
第四節忠孝觀念的社會意識化 391
第五節經學思維方式與儒學之分化 401

第七章君權的閤法性理論與君權調節論
第一節君權閤法性與天、聖、道、王的相通和相輔 418
第二節君主稱謂與帝王權威的壟斷性 425
第三節道義製約君主論 437
第四節罪己詔中的政治調節觀念 444

第八章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
第一節東漢初期劉秀集團的“柔道”與集權思想 451
第二節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 458
第三節《白虎通》神化王權與三綱五常的政治思想 469
第四節王充對漢代經學統治思想的懷疑與批判 501

第九章東漢後期的名教與政治反思思潮
第一節東漢名教思潮 516
第二節東漢末年黨錮與清議思潮 525
第三節東漢末年的政治批評與反思思潮 530

第十章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一部政治性極強的早期道教經典 568
第二節 “王治太平”的政治理想 574
第三節君主製度的必然性、閤理性與永恒性 583
第四節重民、任賢、納諫、慎刑的治國之道 592

結束語 604
主要參考文獻 607
附錄一思想、社會與曆史——劉澤華先生的“王權主義”說評析 613
附錄二王權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形態論
——劉澤華先生的中國史觀述要及相關爭議評析 632
後記 653

精彩書摘

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帝王專製與思想的禦用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滅六國，建立瞭傢天下的一統王朝，然而，暴政使它短命而亡。秦漢之際，匹夫之人、豪傑之士、六國貴族紛紛群起反叛，以至帝祚興革嬗變，頗為倏忽驟疾，令漢傢太史公大為感懷慨嘆。然而，以今人眼光來看，最值得史傢注意的，不僅是一種人事的興革及其關於它的閤理解釋的問題，即在王朝興替之際誰能並何以能最終贏得勝利而成為“受命而帝”的統治者，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王朝興替的曆史風雲過後，人們是怎樣進行曆史的反思並作齣一種意識反應的，又是什麼東西經過過濾、篩選和修正最終積澱下來成瞭一種穩固持久而影響深遠的曆史遺産？從人們對於其所處時代的生活環境所作齣的充滿歧義的意識反應，我們可以充分透視該時代生活環境的問題性，以及哪一些或某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反應何以會構成這一時代的“變遷的環境之中的動因之一”。而相對於人們充滿歧義和問題性的意識反應而言，一種製度性的東西則成為一種“垂二韆年而弗能改，閤古今上下皆安之”（《讀通鑒論》捲一《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的最重要的曆史遺産，那就是“郡縣之製”。而且，不隻是“郡縣之製”，事實上秦帝國整個的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架構及其專製主義精神，也都成瞭此後時代的似乎是“理有固然”而“勢所必至”的曆史趨嚮。
經過長期的兼並戰爭成功地完成瞭統一大業之後，秦朝君臣一方麵既要進行前無古人的、開創性的創製立法，而另一方麵也須在曆史傳統與現實需要、新舊製度以及各種對立和衝突的思想觀念之間進行一係列重大的曆史性抉擇；一方麵既要充分凸顯自己超邁古人、淩駕於一切之上的功德與權威，而另一方麵又不能完全憑空造作而不得不有所憑藉。在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和曆史選擇中，可以說充斥著古與今、諸子的不同政治理念、君臣上下意誌之間的強烈緊張感，而最終帝王專製的意誌戰勝瞭一切，而思想則淪落為一種純粹禦用化的工具，且其影響並非限於一時一世，誠為我們所當深切反思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大曆史課題。下麵，我們將主要考察一下秦始皇和李斯君臣的作為以及從中所透顯齣來的他們的政治觀念。他們的作為和政治觀念之所以值得我們首先給以重視、考察和闡述，並非因為他們是有著自己獨到見解的政治思想傢，而是因為他們不僅是大一統早期帝國有作為的暴君與酷相的第一代典範，更是因為他們的創製立法和政治觀念既為後世的帝製中國所基本接受、繼承和延續下來，成為後世較有理性的政治傢和思想傢主要批評反思的對象。

一、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實踐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朝君臣於統一之後所進行的創製立法和所作齣的一係列重大的曆史選擇主要有如下數端。
一是創製“皇帝”的名號。秦王嬴政於“初並天下”之際，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名號，要臣下議定“帝號”，丞相王綰、禦史大夫馮劫和廷尉李斯等提齣以上古最貴之“泰皇”為帝王“尊號”，秦王最後決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並采納瞭李斯等人“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的建議，而且，追尊其父莊襄王為“太上皇”，取消“謚法”，自居為“始皇帝”，而欲“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是“推終始五德之傳”。秦始皇采用並改造戰國陰陽傢鄒衍的五德終始之說，依五行相勝之序推演、厘定秦朝運統，以周為火德，代周而帝有天下的秦當為水德，故“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而且，以閤乎水德之數作為奉行法傢任法為治的政治理念的正當與閤理的根據，所謂“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閤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三是“變封建為郡縣”。在這一點上，秦始皇與李斯君臣可謂心心相印而意堅定，毅然決然地開創瞭一個“法令由一統”的郡縣帝國的新時代。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縣之民更其名為“黔首”，而且，“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四是禁止私學，徹底貫徹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治道理念。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當博士齊人淳於越建議始皇“師古”，即應效法殷周而分封子弟功臣時，已升遷為丞相的李斯藉機發揮而提齣瞭他那禁止私學的政治主張，並得到始皇帝的認可，從而釀成瞭一場曆史上著名的“焚書”事件。該事件與次年的“坑儒”事件所共同造成的文化浩劫，亦是秦“獲罪於萬世”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斯禁止私學的主張如下：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齣一，百姓當傢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彆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齣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傢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顯然，“焚書”、“坑儒”事件的發生都有一種故意遷怒於儒傢、儒學的意味，然而，這兩大事件的發生亦是事齣有因，其更深層的原因乃在於儒、法兩傢政治與文化理念上的對立與衝突。誠如蕭公權先生所言：“韓非乃發展法傢理論之後勁，李斯為實行法傢政術之殿軍。”正是韓非和李斯兩人，雖同齣戰國大儒荀子之門，卻成瞭儒傢理論和政治上天敵式的法傢代錶人物。韓非曾主張：“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這一主張見於《韓非子?五蠹》篇，該篇是秦王嬴政曾經懷著極大的熱忱閱讀過的韓非著作的著名篇章之一。李斯之所以力主禁止私學亦正是要落實韓非在該篇中所提齣的上述主張，即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掃清道路，所謂“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論衡?案書》）。
以上四點，可以說是秦朝之政與製影響於後世至深且巨者，而且在進行上述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的過程中，正是秦始皇帝本人與李斯君臣扮演瞭主導性的政治角色。他們最為關切的首要問題就是，通過什麼方式和途徑來樹立最高統治者（具體來說，就是始皇帝本人）的至尊至貴的權威地位、論證自身進行專製統治的閤法性和正當性問題。由上述四點可見，他們的具體做法就是：首先通過更改、確定新的名號來樹立統治者的絕對權威。秦朝君臣所更改、確定的主要是兩大名號，一是以“皇帝”來指稱最高統治者，二是以“黔首”來指稱最高統治者直接統治下的郡縣之民。名號乃是一個人身份地位、權力威望的標誌和象徵，人的身份地位和權力威望正是在一種固定的名號的日常使用中或在反復不斷地對人的重復性稱謂中被認可、確定乃至固化的。不過，名號之間的差異是至關重要的，“皇帝”是一種專屬於最高統治者的個體性的稱謂與名號，而“黔首”則是一種專屬於廣大被統治的郡縣之民的普泛性的稱謂與名號。從秦朝君臣熱衷於這兩大名號的更定上，我們正可以體認他們所緻力於建構的一種帝國的新的統治秩序的實質，那就是皇帝對廣大人民的直接的人身支配或一人的專製統治。而為瞭在皇帝和黔首這兩種身份地位的人之間建立起一種穩固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秦朝君臣堅定不移地選擇瞭在帝國疆域內全麵推行郡縣製，即在皇帝與黔首之間的支配性統治關係是以郡縣製的製度化關聯為支撐的。而在秦朝君臣的心目中，郡縣之天下又理應是一個“法令由一統”或者“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天下，因此，帝國新的統治秩序的建構過程也就理所當然是一個由“聖王”（事實上是“王聖”）對社會生活秩序進行全麵規製的過程。而所謂的“全麵規製”，事實上，一方麵意味著生活方式的整齊劃一，另一方麵就是私學異見和思想自由的完全排除，說到底，也就是最高統治者將一切都置於自己至高無上的專製權力的絕對意誌之下。另外，並非不重要的是，秦朝君臣還特彆熱衷於為其專製統治尋求某種閤理、閤法和正當的理據，譬如他們緻力於統一大業所獲得的最終也是亙古未有的巨大成功，以及由統一而帶給世人的和平或太平生活，尤其是鄒衍的終始五德之說為他們的閤法建製提供瞭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在筆者看來，秦始皇帝之所以熱衷於巡行天下郡縣，並“刻石頌秦德”，並非僅僅是為瞭博得個人對歌功頌德和自鳴得意的一種心理陶醉和滿足感，而正是為瞭嚮天下之人傳達、貫徹上述做法中所蘊含的種種統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換言之，秦朝君臣在他們的石刻頌詞中所主要錶達的，並使我們能夠深刻而明白地體味到的，正是上述做法中所蘊含的種種統治思想和政治理念，譬如立“皇帝”名號，以“大聖”自居，製“法”立“義”，天下王有，郡縣天下等等。其頌詞曰：

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
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鹹承聖誌。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六閤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鹹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
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彆職任，以立恒常。……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濛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

然而，秦始皇帝亦最終死於巡行途中，他的整個帝國及其政治事業也不久就葬送在瞭他的宮奴趙高、他所信任和重用的酷相李斯以及他那不爭氣的次子鬍亥手上。僅僅維持瞭短短十五年的秦帝國的速亡，也正應驗瞭英人艾剋頓爵士的那句箴言，即“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蝕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不外是它那專製帝王受到其絕對權力的絕對腐蝕的必然結果，而在這其中，李斯的錶現和墮落最是耐人尋味。

二、李斯的督責之術與思想的禦用化
毫無疑問，李斯算不上是一位有著自己獨到見解的政治思想傢，但他卻是奉行和實踐法傢的治道理念最得力的行動型的政治實踐傢。應該說，他當初是基於一種對戰國並爭局勢、秦國的強大國力和日益迫近的趨於統一的曆史走嚮的清醒認識，而下定決心選擇西入秦國以建功立業的，而且在輔佐秦始皇“卒成帝業”而統一瞭六國以及治理統一後的帝國方麵是極為成功的。他的成功使他在當時不失為一個傑齣的知識與政治精英。然而，當他決定與趙高閤謀使鬍亥當上秦帝國的二世皇帝時，他便開始走上瞭一條墮落的不歸路。秦始皇和二世父子在統治思想上都是奉行法傢路綫的，不過，如果說秦始皇的奉法而治主要在實施對整個帝國社會生活秩序的全麵支配、控製和統一規製的話，那麼，與其父有所不同的是，二世皇帝卻純粹是為瞭滿足一己的“肆意極欲”，所謂“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製禦海內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當政，聽信趙高之言，“行誅大臣與諸公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用法益刻深”，陳涉起事而罪言“反”者，不與公卿廷議決事而“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眼見二世已難以聽進諫言，而自己又持祿畏罪、心生“恐懼”，故轉而半違心半自願地迎閤專製帝王的意誌，所謂“阿二世意，欲求容”（《史記?李斯列傳》）。故當二世責問李斯：“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賜（肆）誌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於是嚮二世上瞭一篇著名的關於“督責之術”的書，其文如下：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捨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誌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製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睏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傢富，國傢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我們之所以要將李斯嚮二世所上的《督責書》不厭其煩地詳引備具於此，不僅是為瞭分析方便，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瞭一種從史華慈的思想史概念的意義上來探究政治思想史問題的絕佳範本。就僅有一韆多字的《督責書》的內容本身來講，在整個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它不僅沒有多少分量，而且也缺乏思想性或理論性的原創價值。但從史華慈思想史的概念即人們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環境的“意識反應”的意義上講，它卻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在筆者看來，李斯的《督責書》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的更重要的是一種典型的、象徵性的價值與意義。通過它，我們可以透視當時的政治精英或帝國官僚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政治生活環境究竟作齣瞭一種什麼樣的“意識反應”。概概言之，這是一種完全屈服於專製帝王無限膨脹的欲望、專斷的權力意誌與恣意妄為的淫威而喪失掉瞭理性的“意識反應”。
麵對來自聽不進任何諫言而一意孤行地要“肆意極欲”的專製帝王的非理性的強大壓力，李斯終於完全放棄瞭“格君心之非”的任何希望和努力，而是盡力迎閤乃至公然鼓動二世肆情縱恣、獨斷專行和恣意妄為的非理性欲望。從李斯後來身陷囹圄之中仰天而嘆所講的一番肺腑之言以及他心存僥幸的獄中上書來看，他對二世的昏庸不道和他自己的功罪仍然有著相當全麵清醒的認識（詳見《史記?李斯列傳》），似乎還未完全良知泯滅或是心智昏亂，但他對於自己上此督責之書而“逢君之惡”的“大罪”卻也隻字未提。李斯的錶現顯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