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的精神：為何治理需要它而競選破壞它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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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湯普森著，啓濛編譯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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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齣版社

ISBN：9787552006063

版次：1

商品編碼：11513608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4-08-01

頁數：281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對政治學和文化曆史感興趣的讀者政治哲學、政治科學、思想史及相關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
　　妥協是個有趣而重要的話題。妥協即有商量、有退讓。英美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先鋒，深知妥協的智慧。妥協是睏難的，然而如果沒有妥協，就無法治理一個民主國傢。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終取決於我們選齣的領導人如何進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決於他們對妥協的態度。
　　妥協是一種協議，為瞭從自己的視角齣發改善現狀，每個人都在協議中犧牲一些東西，而這些犧牲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其他人的意願。基於共同點的共識是崇高的目標，它比較適閤産生更好的法律和政策。政治傢應該在共同點的基礎上立法，不僅在對立的黨派之間，而且在沒有高度發達的政治觀念意識的大多數公民之間尋找共同點。
　　妥協理念的錶現是我們所謂的有原則的謹慎和互相尊重。與之相反，不容妥協的理念則顯露齣固執和彼此不信任。
　　在推進政治文明的進程中，需要給可欲的妥協留下更多餘地，如果妥協的精神消退，法律的精神就會隨之衰落——《妥協的精神》傳達的正是這樣的思想和政治智慧，相信這不論在西方或東方，對政府還是民眾，都很有價值。
　　《妥協的精神》由兩位傑齣的政治學者閤著，采用政治科學的視角，以美國的民主政治為考察對象，從更側重實踐和操作的國傢治理層麵來看待、分析妥協的思維和精神，更具藉鑒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內容簡介

　　如果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那麼妥協就是民主的藝術。除非政府的所有機構都由一黨意識形態支配，對全體公民的利益來說，妥協是一種必要的執政手段。即使拒絕妥協會冒風險，也會使政治偏嚮於維持現狀，但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還是會拒絕妥協。那麼，為何妥協在當今美國政治中難以實現？
　　《妥協的精神》中將拒絕妥協和執政競選——這一當今美國民主的永遠性活動聯係起來。競選公職需要對抗妥協的思維，要堅持動員選民、猜疑對手的原則，以贏得競選。而良好的政府卻需要相反的態度和做法，妥協的思維使政客們偏嚮於調整自己的原則並尊重對手，有助於他們欣賞並利用可欲的妥協帶來的機會。曆史上的妥協事件，如1986年裏根總統時期的稅製改革和2010年奧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均來之不易。但隻有稅製改革的妥協發生在兩黨之間。這些美國政治中重要的妥協及失敗的妥協能為人們提供不少藉鑒，改變和調整現有的政治體製、程序及思維方式，從而在競選和治理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當代政治中，應多一些更加廣泛的閤作。

作者簡介

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1949—）

曾於1976—2004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是一位傑齣的政治科學教授和優秀的政治理論傢。

丹尼斯·湯普森（Dennis Thompson，1940—）

哈佛政治哲學教授，在政治倫理和民主理論領域以擁有開創性研究而聞名。政治學界稱他“貢獻瞭比羅爾斯更加具體的政治思想和對真實政治世界的獨到理解，從而影響瞭整個政治學界”。湯普森與戈特曼的閤著有《為何要協商民主？》（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民主與分歧》。

精彩書評

　　在一個黨派紛爭、國會陷入僵局、政府公信力一落韆丈的時代，此書太及時瞭。兩位作者巧妙地將理論和現實政治結閤，說明妥協必要而光榮，開齣瞭更加可取的藥方。
　　——威廉·高爾斯頓（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曾為剋林頓總統的國內政策顧問）
　　
　　看看政治傢們的所作所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妥協的精神》更及時的書瞭。
　　——邁剋·沃爾澤（著名政治哲學傢，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榮譽教授）
　　對重視妥協之價值的立法者和選民來說，閱讀《妥協的精神》是個不錯的開始。
　　——《華盛頓郵報》
　　在政策製定的過程中，無數的事例錶明，妥協難以實現……戈特曼和湯普森澄清瞭競選和治理的關係，並呼籲大傢加強妥協的精神和實踐。
　　——《新共和》

導論
兩種妥協
妥協的特徵
妥協的思維

第一章重視妥協
不妥協的代價
妥協的脆弱性
妥協的限製
曆史的限製

第二章抵製妥協
理念的構成
有原則的固執
彼此不信任
不妥協的滋長

第三章尋求妥協
有原則的審慎
互相尊重
有效利用爭議
妥協的時機
在一個不妥協的時代的妥協

第四章競選vs. 治理
競選之必需
民主的兩個觀念
無止境的競選

第五章治理與競選
治理的空間
任期
時間即金錢
初選壓力
更多參與？
留意媒體
加強公民教育

結論
理念的用途
對妥協的懷疑
改革的睏境
公民的支持

注釋
緻謝
索引

精彩書摘

妥協是睏難的，然而如果沒有妥協，就無法治理一個民主國傢。如果有人懷疑妥協的睏難或者必要性，不妨迴想一下，2011年夏天發生在華盛頓的那場政治爭議是如何激烈，當而臨提高美國主權債務限額的需求時，國會分成瞭針錚相對的兩派。為瞭避免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也為瞭避免前所未有的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妥協似乎是唯一的齣路。隨著最後期限8月3日（一旦過瞭這個日期政府就不可能償還所有債務瞭）的迫近，許多觀察者擔心議會無法及時達成妥協。
可是議員們缺乏妥協精神。直到最後關頭，7月31日晚上，巴拉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終於宜布，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們達成瞭一緻的協議。國會和白宮現在可以妥協瞭。然而妥協的條件遭到瞭來自雙方的大量批評。支持者能夠提齣的最好理由是:這樣至少避免瞭無所作為造成的更壞後果。這段插麯是一個戲劇性的例證，它提醒我們，妥協是最艱難的治理方式—除瞭其餘方式之外。
當人們無疑需要妥協的時候，為何在民主製度下實行妥協卻是如此艱難?抗拒妥協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民主程序的另一個必要部分:政府官職的競選活動。競選活動本身是有價值的，但是它正在越來越多地侵人治理過程，而它對治理並無多少助益。贏得一個官職的手段，正在顛覆執政的本來目標。即使說“在水恒的競選活動中”，美國的“每天都是選舉日”，也隻是稍微有點誇張而已。接連不斷的競選活動，加上隨之而來的金錢和媒體的扭麯效應，助長瞭政治傢們的不妥協心態，使妥協變得愈加睏難。在任何民主國傢，係統性地排斥妥協都是個問題，因為它使政治進程偏嚮於現狀（status quo），阻礙著可取的變化。
優先考慮現狀，並非什麼都不改變。它隻是意味著政治傢們任憑彆的力量去控製變化。所謂現狀不僅包括事情的當前狀況，而且包括政治上不作為的後果。在2011年那場深刻分歧的政治論爭中，即使拒絕在國會中妥協，不提高債務限額，經濟狀況也不會毫無變化。政治上偏嚮現狀所導緻的結果可能是停滯，但也可能招緻意料之外和不希望發生的變化。
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根植於我們所說的不容妥協的理念中，那一套態度和觀點促使人們堅持原則、不信任反對者。這種理念有助於競選，卻不利於治理。藉助相反的一套態度和觀點，即妥協的理念，可以剋製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它傾嚮於適應時勢調整原則，並尊市個人的意見。妥協的理念更適用於治理，因為它能讓政治傢更容易認識到做齣閤意的妥協的時機。當有足夠的政治傢采納這種理念，又有足夠的時間，妥協精神就會占上風。
政治傢們抱怨妥協梢神的衰退，卻不願抑製喧鬧的競選活動。政治學傢們揭示瞭錯置的競選活動的有害後果，卻未曾將這個問題與上述理念及其對民主式妥協的可能影響聯係起來。理解這種理念，有助於揭示治理與競選活動之間的緊張狀態是如何妨礙妥協的，以及治理與競選活動之間的良好平衡如何給妥協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乾涉妥協的各種因素中，競選活動的影響力未必是最大的。許多原因造成瞭妥協的睏難，其中包括與日俱增的政治對立，以及金錢在民主政治中的影響。但是不容妥協的理念與競選活動的聯係，理應獲得我們的更多關注。首先，它強化瞭其他一切因素。如果缺少競選的持續壓力，縱然是尖銳的意識形態分歧對妥協的阻力，也不如不容妥協的理念造成的阻礙那麼大。第二，為瞭讓妥協在此過程中發揮恰當作用，政治傢和公民不僅需要理解影響妥協的黨派立場和政治利益，而且需要理解反對或支持妥協的態度和觀點。第三，競選活動與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同，它是民主程序的一個本質的、可取的部分。隻有當競選活動乾涉治理的時候，它纔引起瞭問題，而治理同樣是民主程序的一個本質部分。
在一個以水恒的競選活動為特徵的時代，民主治理的天平必須更多地傾嚮妥協的理念，以及它促進的政治妥協。在民主管理的國傢，我們保衛妥協的做法符閤而且確實需要一個有活力的、經常發生爭論的政治環境，在這種環境裏公民們堅決要求堅持原則，被鼓動起來支持政治傢大膽宣布的目標。在這種政治中，社會運動、政治遊行示威和積極分子的組織占據著顯著的地位。參與這些活動的公民在民主政治裏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如果政府管理的民主程序沒有産生公民們尋求的公共利益，無法保護他們重視的權利，他們的努力就是徒勞。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終取決於我們選齣的領導人如何進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決於他們對妥協的態度。

兩種妥協

在分析判斷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時，讓我們首先看一下立法史上的兩個片段：1986年的稅製改革法案，還有2010年的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
在美國現代史上，稅製改革法案是最綜閤全麵的稅改法律，經過數年失敗的嘗試之後纔得以實現。曆史上的努力最初並非大張旗鼓。1984年，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發錶國情谘文演說時，僅僅號召研究這個問題，又在選舉結束後提交瞭一份報告。國會民主黨以為他不是認真想要改革。他的競選對手沃爾特·濛代爾（Walter Mondale）完全沒有興趣提齣稅製改革的議題。濛代爾在民主黨全國代錶大會上發錶的演說贊成改革，其中關於稅收的評論沒有激起熱情的迴應，於是他不想再談這個問題瞭:“裏根先生會增稅，我也會。隻不過他不會告訴你。而我說齣來瞭。”
這個議案的艱難工作悄悄開始瞭，專傢們在財政部召開秘密會議。來自財政部的建議轉化成瞭代錶兩黨的妥協，由裏根總統和民主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支持推進，後來還得到瞭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共和黨人主席鮑勃·帕剋伍德（Bob Packwood）和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幫助。
稅製改革法案的所有支持者都贏得瞭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是他們也都做瞭讓步，公然違背瞭他們最初支持全麵稅製改革的原則上的理由。民主黨人很高興堵上有關特殊利益和富人的法律翻洞，可是他們也不得不同意降低最高稅率，違背瞭他們做齣的纍進稅製的有力承諾（從50%減少到28%）。共和黨人贏得瞭較低的邊際稅率，可是他們也不得不接受由於減稅而失去每年大約300億美元的稅金，因而使富人的貢獻在所得稅收人中占據比以前更高的比例。
即使在最成功的事例中——比如稅製改革法案，妥協也無法滿足純悴的原則。該法案通過以後，其支持者集閤起來保衛它，為它歡呼，視之為立法的裏程碑。如果與以前的或者隨後的稅製改革相比，確實如此。然而即使根據其最可靠的支持者援引的道德原則來判斷——無論是纍進稅製的原則還是自由市場的那些準則，這個法案都與之相去甚遠。一位有名望的稅法學者將稅製改革法案與一係列遵守原則的稅製改革計劃進行比較，發現瞭它的不足之處：“我們被告知說這是五十年來涵蓋最廣泛的立法，是公平公正的典範……這種宜傳完全無法令我信服。”.
現在讓我們前進至2009至2010年，肴一下使醫療保險改革的議案通過的努力。，從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到2008年的普選，醫療保健一直是競選活動中的貢要議題。大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清楚地陳述瞭比往常更具體的建議。巴拉剋·奧巴馬較晚加人到這場辯論中，在其他候選人之後介紹瞭自己的醫療保健計劃。不過一旦人主白宮，奧巴馬就優先考慮改革。首先，他示意自己打算就計劃的細節達成妥協，將協商主要交給國會領導人。依靠國會領導人，在本質上正是裏根總統在進行稅製改革時采取的策略。然而此後政治形勢改變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共和黨人經常以議會少數派的方式團結起來，這種策略使兩黨閤作的可能性極度減少瞭。
2009年8月休會之前，國會中的兩黨未能就醫療保健製度改革達成協議，這時競選活動再次開始瞭，反對者得以利用間歇的優勢，鼓動輿論反對待定的議案—常用的手段是在此過程中歪麯它們。結果徹底斷送瞭兩黨之間妥協的希望，盡管希望本來就很渺茫。然後改革者轉而尋求民主黨內的妥協，可是這項任務幾乎同樣難以完成。
2009年11月，第一個議案在眾議院僅以五票的微弱優勢得到通過。在聖誕節前一天，參議院通過瞭自己的議案。2010年初.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們試圖在兩份有市大差彆的議案之間招閤齣一個妥協方案，正在這時，馬薩諸塞州舉行的一場特彆選舉抹消瞭參議院民主黨得以阻撓議事的多數優勢，也緻使參眾兩院的許多溫和派民主黨人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支持。競選活動的心態反過來導緻瞭報復。為瞭讓議案最後通過，不得不采取很少使用的立法程序（“調和”），將改革的建議分割成單獨的議案，最終實行的措施不如原始提案那麼全麵綜閤。
雖然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不是兩黨共同認可的，産生它的過程卻如稅製改革法案一樣是一種妥協。所有為醫療保健製度改革投票的人都放棄瞭自己市視的某些東西，他們認可在一些問題上保留分歧:更大的成本控製，全民覆蓋的選民授權的性質，墮胎服務保險的全麵覆蓋，墮胎基金，還有包括（或是排除）“公共選擇”（一種由政府運營的保險代理，與其他私營公司競爭）。支持這種妥協的人都明顯地相信立法會比保持現狀更好，不過他們也相信，隻要他們的對手不那麼頑固不化，妥協産生的議案就會更好。
曆史上的這兩次努力生動地說明，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就重大的問題進行全麵改革時要實現妥協是多麼睏難。盡管幾乎每個人都同意，稅製改革是一個已經拖延太久的問題，醫療保險製度確實亟需改革，政治領袖們也緻力於達成協議，結果這些協議仍然與改革者的預期大相徑庭。為瞭讓醫療保健的議案通過，總統進行瞭長期艱難的努力，並願意把他在第一年任期內的成功賭在這個議案上.纔在兩院享有多數支持。支持這次妥協的多數人都是來自一個黨，在220票中隻有1票的例外。兩次改革都設法處理瞭主要問題，多年的事實證明它是抵製改革的因素，不過隻有稅製改革法案被廣泛認為是勝過現狀的重大進步。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的很多批評者都認為，它比什麼都不做更糟糕，而很多支持者認為，它隻是聊勝於無而已。
甚至連一場危機也不能緩和妥協的睏境。如果2011年未能就提高債務限額達成妥協，後果就是政府違約的高度風險和更嚴市的財政危機，可是那次妥協的過程仍然是一場艱難的苦鬥，而且與稅製和醫療保健製度改革不同，達成的協議隻提供瞭短期的應急措施。隻要涉及民主議事日程上的任何復雜的議題，實現妥協總是一場挑戰，不僅在處理稅收、醫療保健和債務問題的積極行動方麵，而且在創造就業機會、教育、移民和其他眾多事務方而，公民與他們的代錶總是存在深刻的分歧。

妥協的特徵

在進一步探究這些片段所揭示的理念是如何幫助或者妨礙妥協之前，我們需要先清楚說明在典型的民主政治中麵臨危機的妥協的特徵。
總體而言，妥協是一種協議，為瞭從自己的視角上改善現狀，每個人都在協議中犧牲一些東西，而這些犧牲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其他人的意願。這種犧牲不僅意味著你得到的必定比你想要的更少，而且由於你的對手，你得到的必定比你認為自己應得的更少。在典型情況下，犧牲必然涉及削減或修改自己的原則。我們將妥協的這些界定特徵，稱為雙方的犧牲和故意的反對。
雖然很多種妥協都具有這些特徵，産生法律的協議，即立法妥協發揮作用的方式並非總是與更加常見的妥協相同——比如在國際政治中防止戰爭或締結和平條約的妥協，還有在商業貿易中決定交易的妥協。與主要的國際性妥協不同，就立法進行協商談判時並沒有武力的最終威脅的背景（盡管有時立法者談論起核心選擇時.，錶現得仿佛選舉的失敗就是世界的毀滅）。與普通的商業文易不同，立法者們討價還價的主要內容不是財政問題。立法妥協通常既涉及原則又涉及物質利益。
立法妥協的性質，取決於民主的和製度的獨特環境。在發生妥協的不斷變化的機構中，其成員要對選民和他們的政治黨派負責任，並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同時處理具有多市部分和長期效應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種環境裏的協商的動態變化型式，不同於在大多數討論中更常見的雙主體、一次性的相互作用。
我們得齣的關於立法妥協的一些結論也牽涉到其他環境中的協商，尤其是在其他製定法律的機構中，不過我們的討論將具體關注美國的立法妥協，特彆是國會的。關於妥協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環境—甚至超過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其他許多觀念。為瞭進一步地理解立法妥協，我們的關注焦點是它如何運作，以及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國民主中遭遇的特定挑戰。美國國會是一個受批判的實例，部分原因在於它近年來的錶現廣受譴責、機能失常。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高難度的實例中找齣更多妥協餘地，那麼就可以也在其他政治機構中閤理地期待妥協。
在立法妥協的領域內，我們必須分清所謂的傳統的妥協與其他一緻同意的協議之間的區彆。傳統的妥協錶示一種連續的、內在的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妥協本身象徵或包含著黨派之間的分歧。其他一緻同意的協議的基礎，在於內在的根本價值觀的集閤，或者經常被稱作“共同點”的東西。這些協議取消原來的分歧，最終達成完全的共識。
基於共同點的共識是崇高的目標，政治傢們也從不厭倦地聲稱那是他們的目標。2011年的共和黨內初選期間，馬薩諸塞州的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宣布：“領袖們不是通過攻擊反對者（贏得勝利），而是從共有的原則中尋求共同點。”
共識的一些倡導者認為它是提升大眾價值的一個途徑。還有人相信，它更加適閤産生最好的法律和政策。他們實際上都是極力主張政治傢在共同點的基礎上立法，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麵對立的黨派之間，而且在沒有高度發達的政治觀念意識的大多數公民之間尋找共同點。每個公民都希望自己和孩子們過上較好的生活；每個人都需要安全保障、體麵的醫療保健、良好的教育等等。看來有希望在這些共同點上達成共識。
隻要發現瞭共識的可能性，很少有人會懷疑是否能夠實現，大多數人都同意，共識通常更適閤作為妥協的基準，盡管它令所有的黨派都不滿意。宜揚共同點的辭令所暗示的前景鼓舞人心，然而實際的情況是更缺乏成果，在其基礎上立法的可能性更加有限。誠然，議員與公民之間存在共識:稅收製度必須修訂，醫療保健製度必須改革。每個人都同意，稅收製度應該更加公平，醫療保健的費用應該讓更多的人負擔得起。但是盡管在改革的必要性方而存在普遍共識，涉及稅製或者醫療保健製度改革議案的特定條款，共識卻沒有轉化成協議。為瞭製訂改革法案，必須就特定的條款進行協商，於是和往常一樣，在這個層麵上，共識變得支離破碎難以立足瞭。
在對立的政治環境中，在考慮基本共識的協議時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尋找通常很小的中間交集的嘗試，事實上可能不如聯閤來自黨派夥伴的好主意那麼有效。聯閤主席艾倫·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描述瞭他們如何在政治多元化的財政責任委員會中設法湊齣多數，並強調瞭來自“勇敢而市大的共同犧牲”的價值觀。“（我們的提案）越是全麵綜閤，我們的工作就越容易。我們的提案越嚴格，就有更多的人加盟。委員會成員願意讓自己不容置疑的信念接受挑戰，為特定的利益作鬥爭—條件是他們看到其他人在做同樣的事，他們的投票是為瞭解決國傢的問題。”
傳統的妥協有時也區彆於我們所謂的“整閤性協議”，其名稱還有“解決問題”、“價值創造”和“雙贏”的解決方案。長期以來很多討論談判的作傢都喜歡這種方式，他們提供一種前景，達成的協議可以讓各方都勝過現狀，誰都不必犧牲。（因為缺少犧牲，它不算是傳統的妥協。）開創這個領域的學者瑪麗·帕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設計的例子被引用的次數最多：兩姐妹想要同一隻橙子。傳統式妥協的解決方案是剖開橙子。可是其中一個女孩隻需要橙子汁，會扔掉果皮；而另一個女孩隻需要橙子皮做蛋糕，不要果肉。如果她們認識到她們對橙子的興趣不同，就能找到整閤性的解決方法:一個人取走全部果肉，一個人取走全部果皮。那麼兩人各有收獲，誰都不用犧牲什麼。談判專傢所建議的達成整閤性協議的策略，包括將餡餅做大、互投贊成票、創造象徵性的補償，還有發現新的選項。
類似於共識基礎上的協議，實現整閤性協議的時機在立法的政治活動中比較罕見，不如它的一些熱心擁護者所暗示的那麼多。.整閤性協議取得成功的大多數例子，都涉及嘗試解決特定財政爭端的個人或團體，而不是在立法機構發生的不斷變化的談判中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當議員們尋求整閤性解決方案時，他們常常使用的策略是互投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