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器与道：冠服与礼治
　　大致到20世纪初叶前后，中国一直是一个讲求礼乐文明的国度，注重以礼治国。[1]“礼”，最初是祭神以求福的活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至少从先秦时代开始，“礼”就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经孔子及后世儒家提倡，“礼”成为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及至清朝，“礼”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礼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4]“经世安民，莫大乎礼”。[5]“舍礼无所谓政事。”[6]
　　儒家之“礼”以周礼为基础，构建起一套近乎包罗万象的社会等级秩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7]儒家治世主张先教化而后刑罚。“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8]“礼”正是教化的重要手段。“教化为朝廷之先务，礼制为教化之大端”。[9]通过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等级秩序，“礼”辨上下以定民志，从微末之中对人潜行教化，以达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因以制上下之礼，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10]
　　在教化的同时，“礼”还具有防范的一面。“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礼”的防范既有对治国之君的制约。“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包含了义与信、和与仁的“礼”正是“霸王之器”。君只有遵循“仁圣、礼义之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为臣下树立榜样，使“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11]同时，“礼”也强调上对下、君子对民的教化和防范。“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不仅要发挥榜样力量，还要为民建立一整套秩序，对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约束、控制，使“乱益亡”。[12]只有在“礼”不及之处才诉诸于“法”。“礼乐者，刑罚之本也”。[13]“礼不足则任法”。[14]
　　总之，“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5]“故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天下之达道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16]
　　“礼”这套等级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突出的体现之一，也即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之器便是冠服。“礼之说微矣。其最著而易见者，别亲疏，分贵贱，严进退，谨取与。忠孝所由出，而廉耻所由生，人道之所赖以立也。三代之时，上下前后，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乱。其人主垂裳正绅，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称治焉”。[17]
　　冠服，用今天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穿衣戴帽。周时，“服”大概包括衣服、服饰等几个方面。衣服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周王在祭祀、视朝、甸、凶吊时所穿的吉凶之服。服的尊卑等次系于冠。冕服为上，弁服次之，冠服为下。[18]“服饰”指服玉之饰。[19]后世常用的“服色”，当时系指王朝所定的车马祭牲颜色。[20]唐初定黄色为皇帝御用之色后，[21]服色开始包含衣服及其颜色。今人常用以指代服饰制度的“服制”，原来系指区别宗法血亲的“五服之制”。在周时，“服”已经有了明确的等级性。《周礼》详细记述了王在不同场合的“服”和公以下直至士等各个贵族阶层的“服”。《仪礼》记述了各项礼仪规范中涉及的服饰规定。宋代“礼下庶人”之后，历代礼典对庶民服饰也做了详细规定。[22]所有这些细致复杂的规范都以“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为核心，目的都是要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从而“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23]
　　除了对内标示社会等差功能，冠服还是对外区分夷夏之别的标志，强调华夏与周边蛮族的等级差别。按照中夏礼仪，男女衣右衽，成人时要结发于首，加戴冠、笄以为标志。戎狄无此礼仪，都是衣左衽，编发披于体后。所以孔子才会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4]清代以前中国历代汉人王朝都采用束发，相沿成俗，成为“日用而不知”之事。因此历代正史的《舆服志》多对冠式有详细记载，但鲜有提到发式。
　　此外，夏、商、周三代各有所尚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三代的车马祭牲都各从所尚正色。[25]由是色成为一代象征，易服色也成为王朝鼎革的标志。随着后世服色包括冠服及其颜色，冠服改易也成为“礼”的重要内容。
　　以满入夏：明清冠服制度因革
　　清代冠服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来源于明。明代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非常注重体现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冠服体制。明太祖朱元璋自布衣而有天下，目睹元朝败亡之乱，深悉民众反抗力量的伟大，对重兴礼乐以巩固统治极为重视。践阼之初，“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徵耆儒，分曹讨究”。洪武三年即修成《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必具”。其后又屡有制作，经成祖、世宗等朝“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26]不仅礼仪制度，有明一代，君臣上下对冠服礼义也极为强调。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对群臣总结元朝败亡教训：“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27]武宗时大臣舒芬也指出：“等威莫大于车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辂衮冕而羸车亵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礼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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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绪论从康有为戊戌奏议说起
　　1898年9月，百日维新形势正日益严峻。为了扫除守旧势力障碍，继续推进变法，康有为想出了一个主意：断发易服。请光绪帝带头剪掉辫子，改换西式衣服。
　　对于此事，光宣年间以“铁面御史”著称的赵炳麟记到：“康有为奏曰：‘服制虽细事，然最切于身。今新政行而大臣掣阻，儿戏王言，新政终无效。服制变，大臣褫魄，革面革心，一切新气象自然发现。武灵胡服，明治戎装，皆以此耳’。”[1]
　　光宣之际的另一清流干将、御史胡思敬也曾追述此事：“有为奏曰：‘自古言变法者，皆云小民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张利口，牵掣执政之权，筑室道谋，安能成事。古异姓受命者，必变服色，将与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数千年沈痼惯习，其何术瘳之’。”[2]
　　宣统三年五月，康有为的女婿麦仲华将康氏戊戌奏议整理刊印，其中全文收录了记载此事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这个奏折虽然可能是康有为在政变后重写而成，内容、语句、措辞等可能都有变化，但主旨和基本意思大体未变，还是可以借之一窥戊戌时康有为的变法主张。[3]
　　在奏折中，康有为开宗明义向光绪指出：“自古大有为之君，必善审时势之宜，非变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国，且非改视易听，不足以一国民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故凡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往昔汉武帝、魏孝文帝当守成中世，以改历易服更新善治、为法后世；赵武灵王、齐桓公当列国争强，因变服短衣遂致治强、英风霸烈。他们的成功正在于“善得通变之宜”。然而这四位明主所处之世“尚非迫于必变之时也”。今时今日，世局变化已迫人不得不变易发服：
　　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辱，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
　　总之，当今已成万国竞争世界，再以中国儒雅迂缓服饰与欧美尚武精神相较，“不啻如配玉鸣琚以走趋救火，诚非所宜矣。”
　　康有为又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例指出，二人变法伊始都不惮以专制强力效欧美断发易服，目的都在因时通变，以求改民视听、导民尚武。康有为强调，“夫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但在通时变以宜民耳”。“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光绪欲要振衰去弊、中兴清室，就应当效法中外明主作为，“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身先断发易服”。同时诏告天下人民一起断发，令百官易服而朝，百姓易服听其自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即使有人守旧固蔽，也不得不勉循维新之令无复敢有阻挠，维新之政也将“犹顺风而披偃草也。”[4]
　　对康有为上奏的结果，赵炳麟记到：“上然之，令购西服杂优人服进……将请太后命更之……太后怒上曰：‘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5]
　　胡思敬称：“上可其奏，潜遣中使购西服五百余袭，杂优人衣冠以进。将改元开化，择吉日谒庙，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趦趄不敢遽发。”[6]
　　第三种是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8年9月25日，刚刚得知政变消息的康有为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琶理瑞号上对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说：“……所以突然引起政变的主因，是由于皇上最近下过一道改革诏，宣布依照西洋的服式，改变中国的服装”。[7]随后又告诉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贾克凭：“高官中的旗人……他们的不满伴随着变法诏谕连续公布而逐渐加深。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竟达到顶点。对满洲人说来，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即等于否认旗人在中国的统治”。[8]后来康有为又在回忆中谈道：“德宗神武，决欲举行（断发易服——本书注），大臣刚毅等力争，太后不悦，未几而政变事起。”[9]
　　以上几种记载都明确提到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对断发易服的反对。赵炳麟的记载直揭慈禧因破坏祖制反对此事，康有为更认为断发易服是导致政变爆发的主要原因。这些都表明，康有为奏请光绪断发易服违背了清朝祖制，是对清廷统治的严重破坏。辫发、服饰为什么会成为清朝祖制？为什么对清廷统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必须从它们的源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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