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总序赵稀方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导论我们时代的符号系统中的文学 第一章  文学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一些语境 第二章  阶级的语言，移民的意识形态 第三章  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 第四章  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后现代移民与妇女再现 第五章  《东方学》及其后作：萨义德作品的暧昧与西方定位 第六章  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 第七章  印度文学：关于一个概念定义的笔记 第八章  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译后记

精彩书摘

一 　　我当然也认为已经有大量亚非拉作家的佳作被翻译成英语，必须将它们引入文学教育，作为矫正美国目前人文学科领域里普遍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短视的解毒剂。如果非要给它贴上标签的话，人们可以称之为“第三世界文学”。但是反过来，我同样认为，即使在最有效的运用上，“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也是有争论的，没有任何理论地位。当然，争论是所有人文话语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在政治话语领域。所以，在一种松散的、论战性的语境使用这一术语是有效的。但是，将它从论战中提升出来，并且声称它是生产理论知识（在建构知识对象时它假定了相当的严密性）的基础，则是对这一术语本身乃至对它所指涉世界的错误解释。我打算在具体语境中论证，不存在一种能被建构成内部一致的理论知识对象的“第三世界文学”。那些基本问题如历史分期、社会和语言的构形、文学生产领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等等，除非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简化方法，否则根本无法在普遍性的层曲解决。 　　比如，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文学生产者并不用西方主要国家的话言写作。这一简单事实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在西方国家根本无法找到。因此，一位试图构建“第三世界文学的认知美芋理论”的理论家就会以韦伯模式，复制东方学的学者历史上使用过的所有基本程序，来建构一些理想模式。这些东方学家把他们对某些具有“高度”文本性的传统的阅读，当作呈现他们以为是单一“伊斯兰文明”的唯一知识。我还要说的是，西方大国和被帝国主义统治地区之间的文学关系与西方国家自身之间的文学关系差别极大。欧美的文学理论家除了自己的母语，绝大多数都还能懂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且由于相互之间频繁的翻译，欧洲语言之间形成一个高度畅通的文本交流渠道，因此，即使是一个除了英语并不懂其他语言的美国学者，也能很好地置身于西方宗主国的各种传统中。而西方大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与大国之间的文本交流体系有三点鲜明的不同。大多数现代亚洲和非洲知识分子至少懂一种欧洲语言；相反，大多数欧美文学理论家很少会去费力学某种亚洲或非洲语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文本传播的庞大的翻译工业在翻译亚洲或非洲语言的作品时，其运转既无规律又相当缓慢。其结果导致大多数文学传统例如孟加拉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特拉古语，以及其他数种只在印度使用的语言的文学，除了零零碎碎的一些文本，根本就不被美国的文学理论家所了解。 　　……

前言/序言

《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幸和愉快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生长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印度作家来说，中国这个名字意味深长。对于儿童时期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古典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相提并论的国家，它仅在1947年印度殖民独立后两年就赢得震惊世界的革命胜利。我们这一代学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这场革命的影响和激励之下。孙中山和周恩来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更不用提毛泽东。一本乌尔都语译本的鲁迅小说，是我早年阅读的外来作品之一，孔子及佛教经典的译本并置于父亲的书架上。这些早年对中国的兴趣，都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理论内部》几乎同时出版于伦敦和新德里，接着出现了土耳其语和葡萄牙语（巴西）译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更是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中译本的出现仍然对我具有特殊意义。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我的书至少去了我不曾去过的地方。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2年，从当时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得几乎难以辨识．很难重新抓住那些争论发生的语境。在下面的简短前言中，我将反省这本书的语境以及在构思和写作本书时的关注所在。 　　除了讨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民族寓言”的第三章在1987年较早发表，这本书的其他章节都写于这本书出版前的1988年底和1991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是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性事件，随后我写出了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说，这本书的写作非常接近于霍布斯鲍姆（Lri Htobsbawm）所说的“短暂的二十世纪”（1914-1991）结束的时候，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开始和终结．有关苏联及其国家系统解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后果，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详细讨论。写《在理论内部》一书时，这种结局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我很谨慎地不愿把这些事件带到书中，因为距离太近了，还不适于反省。我想反省的是左派自身视野中——主要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重大转折，它形成于二十年来的欧美学术圈中，并从这些全球性的权威机构中散布到全世界。我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印度。由此，我特别关心连接前殖民地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帝国主义中心机构的依赖关系的传播链条．这种不平等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无论个人意图或特定学术专业的偏好如何。 　　这种转变的标志之一，便是文化左派理论中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以及取而代之的我在其他地方称为（借用德国历史学家LutzNeithamme的一个术语）“后情境”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在我看来，英语世界文化左派最有理论头脑的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就是一个绝佳例证，体现了在这种新争议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互动与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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