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装裱的中国博物艺术》包含32 幅原作复刻版画作（尺寸：185 mm *260 mm）和一本精美的图书（尺寸：160 mm *230 mm）。本书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精选系列，画作中的植物、动物及昆虫展现了中国的博物艺术。这些杰出的图谱是由约翰·里夫斯和他的儿子于19 世纪早期收集并委托创作的，现在它们被珍藏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中，其重要性不仅源于它们惊人的美丽与精确，还源于它们的科学价值。

内容提要：
《可装裱的中国博物艺术》包含32 幅原作复刻版画作和一本精美的图书，如同为读者举办了一场“18 世纪至19 世纪中国博物艺术展览”，书中不仅让读者欣赏到了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珍贵艺术绘画藏品，而且还为读者讲述了：那个时期身处中国的欧洲人、欧洲对中国的科学兴趣在其博物学中的重要地位、艺术中的博物学、身处中国的博物学家等精彩内容。
伦敦自然博物馆中保存的艺术与画作藏品跨越了三百年光阴，展现了博物学在历史上和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场景，囊括了世界各地众多探险与航海发现。其中zui大型的收藏系列之一属于约翰?里夫斯和他的儿子，由19 世纪早期的中国画作组成。本书中再现的动植物与昆虫画作精品就是来自这一系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18 世纪与19 世纪其他的中国收藏系列画作。
有读者肯定会问为什么叫《可装裱的中国博物艺术》。正是因为书中每张画作都是那么美，像在低语诉说：“将我剪下来，贴在墙上吧！”实在不舍得让读者剪书，出版方从书中精心挑选出32幅尺寸为185 mm *260 mm的原作复刻版画作，用画框装裱起来，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建一个异国情调的自然美术馆，体味一回当“策展人”的乐趣。
《可装裱的中国博物艺术》一书，出版方将它作为艺术品来设计：黄色的瓦楞纸板制作的书匣，犹如历史久远的古卷宗，有复古的感觉；打开书匣，当你将图书和装裱画取出时，不经意间书匣背面的一幅单色印刷的植物画作便出现在了你的眼前。就像书匣外贴纸上的图章“艺术=生活”，出版方就是这想用这样一种形式和态度把书中的艺术之美带给读者，让读者把它再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打开书，享受属于自己的艺术之旅！（姊妹书：《可装裱的印度博物艺术》）

目录：
前言 1
植物学的艺术 1
动物学的艺术 53
索引 103

作者简介：
朱迪斯·玛吉，伦敦自然博物馆艺术藏品部主管，著有《自然艺术》和《威廉·巴拉特的艺术与科学》，并协助创作了其他几部书籍，包括《植物探索：一位植物学家的植物探险之旅》和《伟大的博物学家》。

前言：（节选）

博物艺术和其他艺术类型的区别在于，它需要的是准确、写实与客观，而非激情与感性。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科学家对物种进行鉴定和分类。植物绘画通常描绘的是一株植物的不同生长阶段——萌芽期、开花期和果实期，这些绘画中还包括植物的解剖结构，通常以放大倍数绘出其内部组成以及生殖器官的数量和排列方式。动物绘画则要求写实的形态和精确的解剖结构。即便如此，大多数博物艺术家依然极少，甚至从未达到过科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完美的真实性，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自己的或是作品产生年代的画风。
人类创作博物艺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不过其绘画到了18世纪才被广泛用于科学证据。如邱园的皇家植物园、皇家学会和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科学机构，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和艾什顿?莱维尔爵士这样一些富裕的博物学家，他们积聚了大量艺术珍藏。
自然博物馆中保存的艺术与画作藏品跨越了三百年光阴，展现了博物学在历史上和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场景，囊括了世界各地众多探险与航海发现。其中zui大型的收藏系列之一属于约翰?里夫斯和他的儿子，由19世纪早期的中国画作组成。本书中再现的动植物与昆虫绘画精品就是来自这一系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画作来自18与19世纪其他的中国收藏系列。

艺术中的博物学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一个标本配备一张图例和一些文本资料是非常理想的组合形式。在中国，人们形象化记录植物以将其运用于植物学研究早已长达数世纪，所以，绘制植物单体及其部分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19世纪早期有着各式各样描绘博物的艺术作品，有一些精美的作品是由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绘制的，他们通常被称为学者型艺术家。这些大师对中国文化、神话和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将其运用于他们极其程式化的艺术作品中。动物、鸟类和植物的图形遍布于纸张、丝绸、瓷器、家具和首饰上，这些艺术品大多数都留在了中国本土，只有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了欧洲人手中。
有一些画作主要是为了西方市场创作的。仅东印度公司就委托创作了大量绘画，其中许多作品都涉及博物主题。这些画作通常被作为藏画、商品或出口绘画，它们是由代代相传的家庭式作坊中的工匠或手艺人创作的。在这些家庭经营的作坊中，小一辈作为学徒跟随年纪大的技师学习技艺数年。这些作坊以流水作业为操作方式，有时也根据西方顾客的要求绘制。这些艺术家在绘制博物主题时，很少使用一种原型标本，他们常常会绘制由不同的动植物组成的复杂画作。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是虚构的，有时在自然界中毫无关系的动植物也会被画在一起。不少作品以明亮的色彩和硬朗的画法来区分，但疏于运用光影，致使画面相当平实。在这些绘画中，艺术家并不追求科学的精确与写实，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使它看上去很美。中国纸与墨水被广泛运用于藏画中。
上述这些艺术品种类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科学用途，而里夫斯对学界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此——他委托创作并收集了众多关于博物主题的科学画。由里夫斯送往英国的很多画作缺少相应的标本，并且除了鱼类外，其他画作显然都完全没有细节描述。这被看作里夫斯藏品的一个缺陷，降低了其科学价值。不管怎样，在缺少标本的情况下，准确的绘画就是zui棒的替代品。当这些画作中描绘的动植物首次介绍给西方科学家时，这就是尤其真实正确的。因为这些画作有时是获得的唯yi信息来源，所以它们依然是有价值的。
里夫斯委托绘制的主题往往不只有一份拷贝，比如鱼类画作就有四套相同的作品。对于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来说，在进行分类学研究以及描述新物种特征时，这些作品都是重要的资料。根据里夫斯藏品辨认出的不仅有新物种，还有栽培植物的新变种。19世纪早期，花地苗圃在欧洲园艺界变得非常有名，它们向英国的苗圃出口了数千种植物，而这些植物又被后者提供给了富人的花园。园艺协会、邱园和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都是广州苗圃栽培植物的大客户。
1817年，里夫斯与伦敦园艺协会商谈，决定不仅向后者输送植物，同时还发送画作。许多植物画作的主题都是园艺主题和栽培植物，通常在这样的画作中强调的重点是颜色、形态和结构。相反，植物学画作所需要的是植物果实的解剖结构放大图。
动物画作的科学价值则有所不同。里夫斯藏品中不乏精确的科学画，它们描绘了有助于鉴别物种的突出特征或解剖结构。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中国鼬獾的面部特写图（见第88页）。还有一些图例更程式化，典型的是藏画，它们通常有精美的背景，或装饰了花朵或昆虫。
约翰?里夫斯从欧洲工厂附近的家庭作坊中雇用了技巧熟练、卓有天赋的艺术家。不过只有寥寥几人将名字签在了画作上，而里夫斯的笔记本里也只列出了四个名字：阿库（Akut）、阿康（Akam）、阿秋（Akew）和阿桑（Asung）。我们现在已知道他们是当时工作于广州和澳门的艺术家，他们被视为绘制藏画zui成功的几位大师。创作出口绘画或藏画时，可能会由几名艺术家合作，每个人负责画作的一部分，而与此不同的是，里夫斯的艺术家独自负责单一的主题。鉴于对成品质量的重视，里夫斯为他的艺术家提供进口的欧洲画纸、水彩和铅笔，zui重要的是，他还指导他们如何创作博物图例，详细地规定动植物画作的细节。他列出鉴定动植物的关键特征，为艺术家提供标本，以便他们观察及描绘。
这些画作很少标明创作日期，不过大多数纸张上都有水印，而水印的日期从1795年延续至1831年，各不相同。里夫斯在许多委托画作上印了他自己的家族纹章，这些纹章有两个版本。第yi个是非正式的，在他首次使用时还不为人所知。第二个纹章是从1826年2月开始使用的，此时他已被授予正式的纹章。在许多画作的中文描述里，也包含了植物或动物的粤语名称。
里夫斯加入了园艺协会和伦敦动物协会，1817年他还被选入皇家协会和林奈学会，人们以此肯定了他对中国博物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在退休之后仍然热衷于博物学探索。他在园艺协会中非常活跃，他建立了中国委员会，并在他的余生中和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内页插图：

装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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