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界定“民围困家仪式”概念,并以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问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地探寻了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
作者简介
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一 写作缘起及意义
二 学术研究现状
三 理论方法与概念界定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人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四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五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三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四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一)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二)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结语 国家仪式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由于1912年春丁祭日临近,问题再度出现,虽政府在“尊孔读经”上态度昭然,但对春秋丁日两次祀孔未有规定。有官员就祀孔旧传统咨询教育部:文庙丁祭应否举行,礼式祭服如何,其余前清各祀典应否照办?教育部对此规定: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祭奠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惟各地所祀者不同,由本省议会议决存废。①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祀孔上未有新的具体条文和典例,只能延续前清而稍作修改,说明南京临时政府对祀孔也许未足够重视;也可能由于民国肇造,需要改革处尚多,未得及时考虑。南京临时政府的祀孔规定过于仓促,国家层面上的京师文庙丁祭,因没有皇帝,无法进行,事实上被废止。而地方文庙丁祭,估计按照教育部规定进行,废除跪拜礼,用便服,将孔子视作文化伟人崇拜,不再是“朝拜”孔圣人。在废止“尊孔读经”背景下,曾经的偶像和神话孔子被剥除传统上具有的政治价值内核和神圣光环,只剩下纪念的一般性意义,实已名存实亡。
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虽然此时教育部在小学教育中重申“废止读经”,实际上社会出现一股复古社会潮流。民国成立,破除旧道德的同时,未能建起新道德,道德伦理失范,导致社会一时无法正常运转。外加此时社会持续动荡,政局不稳,许多原本持保守立场者纷纷发表“尊孔”言论,将社会失序归咎于儒家道德伦理丧失,希望能够利用儒家道德伦理重新规范社会。旧传统提倡者不仅包括以前的保守立宪党人,还包括一些西方人,甚至连一些革命党人面对混乱政局,束手无策下不得不转而依赖旧道德,从而崇敬和信仰孔子。不仅在思想层面上尊孔,实际行动上也越演越烈。1912年6月,山西军政要人赵戴文等在太原成立“宗圣会”,希望借助孔子“阐明人道,辅助政教,促进人群进化,民族大同”。②此后济南“孔道会”、上海“孔教会”等各种尊孔团体纷纷成立。
……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聚焦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著作的详细介绍,内容完全独立于您提到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 --- 书籍名称:《袍泽与铁轨:近代中国城市空间中的性别、流动与规训(1895—1937)》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深入剖析中国近代社会剧烈转型期(1895年至1937年,即甲午战争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城市空间、物质文化与社会权力如何相互建构的学术专著。它摒弃了传统上侧重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线性叙事,转而聚焦于“流动性”(Mobility)、“空间性”(Spatiality)和“身体实践”(Embodied Practices)这三个核心维度,揭示了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与本土传统张力并存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城市是如何被塑造、被感知、以及被用于规训新兴社会群体的。 全书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横跨档案文献、报刊杂志、地方志、商业广告、建筑图纸乃至早期小说和摄影图像,旨在重建一个多层次、多感官的近代都市图景。 第一部分: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空间重塑 本部分探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和新兴内陆城市的物理空间是如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这不仅仅是道路的拓宽或新式建筑的引进,更是一种“现代性空间逻辑”的渗透。 1. 交通革命与距离感的压缩: 重点分析了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的引入,如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距离”的理解。铁轨的延伸不仅是经济命脉的构建,更是新的时间观念(准点、时刻表)对传统作息的取代。研究将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如何使用和体验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它们如何催生了诸如“通勤者”这样的新型城市身份。例如,对早期沪宁铁路沿线站点周边的商业结构变迁的考察,揭示了“流动”如何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基础。 2. 规训的建筑与物的政治: 本章细致梳理了新式公立学校、医院、警察局和银行等“规训空间”的典型建筑特征。这些空间的设计语言——对称性、标准化、清晰的功能分区——反映了国家权力试图将社会秩序、卫生标准和理性化管理强加于都市居民的努力。书中的图解分析将展示这些新建筑如何通过其形式语言,无声地指导着身体的行为规范。 3. 街市的混杂与边界的模糊: 与规训空间形成对比的是,本书深入研究了传统街市、里弄以及新兴商业区的“混杂性”。这种混杂性不仅是商品(中西货品)的交汇,更是不同社会身份(本地居民、移民工人、知识分子)交集的场所。本书探讨了城市管理者试图“清理”或“净化”这些混杂空间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常常遭遇地方抵抗或被新的城市实践所规避。 第二部分:流动中的身体、性别与社会身份 本部分聚焦于身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行动与被观察,尤其关注性别身份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面临的挑战与重构。 4. “行走的女性”与公共领域的入侵: 这是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近代城市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出”机会,无论是上学、工作(如电话接线员、女教师)还是休闲。本书通过分析报刊对“失足女性”的道德恐慌、对女学生骑自行车或乘坐电车的形象描绘,来探讨传统性别规范如何受到挑战。考察了“闺阁”的物理边界如何被打破,以及伴随而来的关于女性“贞操”与“安全”的社会辩论。 5. 劳动者的空间利用与隐秘的流动: 城市的运作依赖于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和移民工人。本书转向对工厂、码头、建筑工地的考察,分析这些劳动空间是如何被组织和界定“异质性”的。研究将通过对工人阶层报刊、档案中对居住条件的记录,揭示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手段(如户籍的雏形、包工制度),以及工人群体在日常通勤和非正式集会中如何发展出自身的空间叙事和亚文化。 6. 消费主义的景观与欲望的地理学: 近代城市是消费主义的孵化器。本书分析了百货公司、新式茶楼和咖啡馆等消费场所如何利用橱窗陈列、灯光设计和环境音乐,共同构建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欲望景观”。通过解读当时的广告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家如何将特定商品(如进口香烟、西式时装)与特定的身份标签和空间归属(如“摩登”、“时髦”)捆绑销售,从而引导城市居民的身体消费实践。 第三部分:规训与抵抗的空间政治学 最后一部分将视阈聚焦于权力的运作机制,即国家和资本如何通过空间手段进行社会规训,以及被规训者如何以微妙的方式进行反抗和挪用。 7. 卫生运动与身体的标准化: 追溯了清末民初政府推动的“卫生改革”如何转化为对城市身体实践的直接干预。从“随地吐痰罚款”到对公共浴场的检查,国家试图将一个“干净的”、“理性的”身体植入城市景观。本书将对照分析不同阶层对这些卫生规定的接受程度和实际遵守情况,特别是关注底层市民对水井、粪池等公共资源的争夺如何体现了资源分配的权力不平等。 8. 政治空间的生成与抗议的地理: 尽管本书并非直接研究政治运动,但它探讨了城市空间如何成为政治表达的舞台。从集会游行选择的路线、被封锁的街道,到知识分子在特定咖啡馆或书店中的秘密会晤,本书勾勒出抗议和异见在特定物质环境下的“地理痕迹”。它分析了警察如何利用城市规划(如设置广场、控制路口)来管理或镇压公共集会,而抗议者又如何利用巷道和人流高峰期来规避监控。 总结:城市作为动态的社会实验室 《袍泽与铁轨》最终将近代中国城市定位为一个动态的社会实验室。通过对空间、流动与身体实践的细致考察,本书揭示了国家权力、商业资本与日常社会生活之间复杂而持续的协商过程。它展现了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如何学习在不断变化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中安身立命,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日常的移动和物质的接触,共同塑造了一个既承袭传统又孕育现代性的都市文明。本书的研究方法论对社会史、文化地理学和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是在一次学术讲座上偶然听闻这本书的,当时主讲人提到民国初期教育体系中对于“公民德性”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学生集会和升旗仪式来完成的。这立刻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武力,更来自于它能否成功地在民众心中植入一套新的价值符号系统。这本书的深度可能就在于,它超越了对“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图案的简单描述,而是分析了这些符号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规范”和“解读差异”。例如,在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之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礼仪规范在地方上是如何被“本地化”或“抵制”的。我关注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仪式推行,与民间自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祭祀活动之间,是怎样一种动态的张力关系。这本书的作者显然是下了大功夫去梳理那些分散在各省档案馆里的训令、公报,甚至是私人日记,试图描摹出一幅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肌理的复杂图景。对于想理解早期中华民国如何试图“国民化”其治下民众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