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本)》獨闢蹊徑,從相關的學術框架和內部政治關係方麵考察瞭一個特定時期的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以及重要人物的曆史。作者以一個西方人獨特的思維視角,引用瞭大量的史實以及各方麵的相關資料,把握與洞悉中國共産主義發展的規律與脈絡,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本)》是國外研究毛澤東與中國共産主義發展的一部優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國內相關研究的不足。
作者簡介
本傑明·I·史華慈,美國著名曆史學傢和政治學傢,中國問題研究專傢。哈佛大學曆史與政治學教授,兼費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曆史協會會員,亞洲研究會會員。《中國季刊》和《哈佛亞洲研究會雜誌》編委會成員。1999年逝世。早年獲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1951—1956年任哈佛大學中國經濟政治研究計劃委員會委員。1960年任哈佛大學曆史與政治學教授直至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1954)、《毛澤東主義的“傳說”的傳說》(1960)、《共産主義與中國:思想和變革》(1968)、《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中國研究》(1990)等。
目錄
中文版代序:他給我們留下瞭什麼?
英文第三版序
導言
第一章 馬剋思—列寜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第二章 中國共産黨的建立
第三章 國共閤作的序幕
第四章 國共閤作
第五章 主要趨嚮的評價
第六章 新的路綫
第七章 瞿鞦白的領導
第八章 路綫上的新轉變
第九章 李立三的領導
第十章 長沙與“李立三路綫”
第十一章 王明的領導
第十二章 毛澤東的勝利
第十三章 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徵
附錄一 德性統治:“文化大革命”中領袖與黨的宏觀透視
附錄二 盧梭在當代世界的迴響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徵
本書的目的不是論述蘇維埃時期的曆史或隨後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曆史,如果在這裏我仍然冒昧探討毛澤東主義的基本特徵,那是因為我確信,這些特徵不存在於理論層麵,而存在於戰略層麵;同時,我確信這個戰略的基本要素,在毛澤東獲得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時就已經形成瞭。雖然這個戰略的確對馬剋思列寜主義學說具有深遠的含義,但是它們是在理論上從未被明確化的含義。相反,這些含義在理論層麵上被竭盡全力地掩蓋。
毛澤東主義戰略本質上是將一個按照列寜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由於信仰馬剋思列寜主義的一些基本信條而充滿活力的政黨建立在一個純粹由農民組成的群眾基礎上。
雖然這是毛澤東主義戰略的核心,1926年至1927年期間在湖南以及“鞦收起義”的經曆過程中卻逐步形成瞭更多的特徵。然而,可以說,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徵早在1928年毛澤東寫的報告中就已經齣現瞭。在《井岡山前敵委員會給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列舉瞭保持和發展“工農武裝割據”的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一個強大的群眾基礎”的存在,盡管報告沒有指明,但是這個群眾基礎當然是一個由農民構成的群眾基礎。可以通過實行旨在消除蘇區大部分農民的基本不滿情緒的土地改革大綱而贏得這些農民群眾;第二個條件是一個強大的黨的存在,即按照列寜指示的路綫組織起來的黨的領導的存在;第三個條件是一支強大的紅軍的存在,因為在一個軍事力量決定一切的環境中,一個蘇維埃政權隻有擁有自己的軍隊纔能生存;第四個條件是控製一片具有戰略地位的根據地;第五個條件是該區域應充分自給自足以保持其人口。迴想起在“鞦收起義”中的經曆,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占有一個“中心的穩固的根據地”,並且,他否認瞭中央委員會有關強調保持這樣的一個根據地是一種“保守主義”的錶現的指責。
報告中提到的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另一個獨特特徵是優先選擇“邊界地區”作為根據地,即可能“影響兩個省”的根據地。 “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纔能增加武器,練齣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瞭一年,雖然一方麵引起瞭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麵卻漸漸引起瞭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錶示瞭共産黨的力量,而且錶示瞭統治階級的破産,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主義戰略不僅建立在對農民階級革命潛能深入瞭解的基礎上,而且還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上,即在一個中央集權已經被破壞,而隻有不穩定的重建政權的國傢裏,國傢權力在廣大的沼澤一樣的農村,在那些最遠離行政和軍事權力中心的地區是最微弱的。
毛澤東在會見埃德加·斯諾時,就這個戰略背景下紅軍的主要任務作瞭簡明的概述,他說:“紅軍的主要任務是招募新的隊伍,擴大蘇區範圍,尤其重要的是,在完全蘇維埃政權下使紅軍已經控製的這些地區得到鞏固。”
我認為,這些就是與有利的外部環境結閤在一起的最終將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引嚮勝利的毛澤東主義戰略的概要。
那麼,這一戰略對馬列主義信條來說有什麼含義呢?
毛澤東主義戰略與馬剋思列寜主義信條
當然,在整個蘇維埃時期,在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11月16日來信以及六屆四中全會決議中確定的共産國際路綫與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理論路綫之間的確沒有正式的決裂。然而,實際上,權力轉移到蘇區標誌著中國共産黨與它假定的城市無産階級基礎幾乎完全分離。它是一種行動上的異端的開始,這種異端從未在理論上明確化。中國共産主義中毛澤東主義的發展證明,事實上,一個按照列寜主義路綫組織起來的、對馬剋思列寜主義的一些基本信條充滿真誠信仰的共産黨,可以完全不與工人階級有任何組織聯係而存在。由此,中國共産主義的經曆對涉及黨與階級之間關係的整個概念體係提齣瞭質疑。
然而,這是一個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和剋裏姆林宮都不能容忍的質疑,因為它是一個切中列寜主義體係權力的閤法化真正實質的質疑。共産黨獲取的不同尋常的絕對權力以及它所認為的自身絕對正確之所以是完全閤理的,是因為共産黨是一個以曆史地注定要主宰世界和掌握終極絕對真理的階級——無産階級為軀體的社會組織的大腦。用匈牙利共産主義理論傢盧卡奇的話說,共産黨的活動“不是代錶階級活動,而是階級本身活動的集中體現”。他還說共産黨員是“是明顯化的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然而,通常認為,在與實實在在的工人階級的某種具體的關係中,階級意識最低限度地保證瞭一個共産主義政黨的特性。否則,它可能容易失去它的作為一個共産主義政黨的特性。事實上,大多數共産主義的文獻認為,共産黨是一個即使在它的無産階級基礎牢固時,也極易受到非無産階級影響的特彆敏感的組織。脫離工人階級的共産黨必定失去它的真正特性,這個含義是清楚的。
如果共産黨與其無産階級基礎之間的關係不牢固,那麼黨的首要的也是最高的職責就是加強這些關係以免黨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在列寜的全部著作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關於共産黨可以沒有它的無産階級基礎而作為一個實體存在的暗示。
由此我們發現,1931年後,用所有可能的策略掩蓋中國共産黨與其無産階級基礎之間實際的分離,這成為瞭剋裏姆林宮和中國共産黨的首要事情之一。
策劃這種掩蓋策略的進程實際上在毛澤東最終勝利之前就已經開始瞭。當共産國際和中國領導人盡一切努力,重新贏得城市工人階級時,城市運動與農村運動之間的“反差”,當然已經在毛澤東最終勝利很久之前就是事實瞭。在六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周恩來不得不承認黨隻有不到兩萬名的無産階級黨員 (可能是一個誇張的數字),抓住這個事實——無視共産國際的意嚮——托洛茨基早在1928年就開始因幾個所謂的共産主義分子在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純農民的環境中進行活動這種異常現象而指責共産國際。在中國陳獨秀繼續附和。我們已經看到,對於事情的這一發展狀態,共産國際和中國領導人是多麼不高興。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對托洛茨基的譴責聽之任之。由此,我們看到曼努意斯基在蘇聯共産黨第十六次代錶大會上指齣:“中國革命的第三個特性是,中國革命在工人階級最終勝利之前掌握瞭一支紅軍,占有瞭相當大的區域。正是這個時候,它在這個區域內建立瞭以共産主義者為主體的工農蘇維埃政權。這種狀況使工人階級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府中實現瞭對農民階級的領導權。”作為對指責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缺乏無産階級基礎的一種辯護,這段話在隨後的中國共産主義文獻中被一再重復。
這段話本質上是什麼意思?它僅意味著,由於蘇區的領導人是令人信任的共産黨員,由於蘇區是在共産黨領導下,因此,那本身就是無産階級領導權的保證。托洛茨基從堅定的正統主義立場齣發極其尖刻地迴復瞭這個說法。他問:“當工人階級還沒有掌握國傢權力時,它以什麼方式在政府中實現對農民階級的領導權,這是絕對不可能理解的。孤立的共産主義者群體在農民戰爭中的領導作用並不決定權力問題,是階級而非政黨決定。”這是問題的癥結。曼努意斯基的話認為:以共同信仰聚集在一起的、組織成為一個共産黨的政治團體能夠開始根本性的曆史轉變。這個主張切中瞭即使最“成熟”的馬剋思列寜主義觀點的實質。這不是區分馬剋思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標準之一嗎?不僅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在客觀條件不成熟情況下也可以實現,而且是他們相信具有仁愛主張的小的團體在實際上隻有居經濟主導地位的階級能夠充當曆史的工具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這些主張。馬剋思和列寜理所當然地都不能否認,非無産階級齣身的善意的人,能夠與工人階級密切結閤,但是馬剋思、列寜都極力否認他們能夠僅僅通過一種與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實際關係的信仰行為就可以密切結閤,相信“無産階級先鋒隊”沒有身後的主力部隊也可以存在,是承認瞭馬列主義所不可能承認的人類曆史中政治權力的作用。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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