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此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他们不得。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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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

　　——裴宜理（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像杨奎松这样，运用那么多高层甚至是不能公开阅览的资料的非常少。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