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此仓忙去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他们不得。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
难怪这时的青年学生在接到苏俄政府的通告后,激动地大声疾呼:“俄国人民呵!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为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他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纷纷涌现出来,就不足为怪了;而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
——裴宜理(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像杨奎松这样,运用那么多高层甚至是不能公开阅览的资料的非常少。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目录
一 “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
二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三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四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前言/序言
好的,以下是一份不包含《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套装四册)(插图珍藏本)》内容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介绍其他历史著作: --- 时代的回响与民族的记忆: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度探索 本套精选的史学著作集,汇集了多位享誉学界的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与严谨考证。它们并非仅仅是对既往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通过对档案、口述史料以及跨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力图重构一个复杂、多维且充满张力的历史图景。本辑共收录四部重量级作品,旨在引导读者超越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深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肌理、思想变迁与个体经验。 第一卷:晚清的转型与危机的酝酿 本卷聚焦于19世纪中后期至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历史的惯性与外部冲击在此阶段激烈碰撞,催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转型。作者深入剖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性,详细梳理了洋务运动在技术引进、制度调整及思想观念更迭中所遭遇的困境与矛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卷对地方权力重构——特别是湘军、淮军等新兴军事力量崛起——如何侵蚀中央权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历史并非由精英单向驱动。本卷亦花费大量篇幅,考察了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及其对“救亡图存”议题的探讨。从改良主义的理论辩护到激进革命思想的萌芽,思想的激荡构成了晚清末世最引人注目的景观。通过对大量私人信件、日记及早期报刊的梳理,读者将看到一个社会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下,艰难地寻找出路。我们得以窥见,那些看似一蹴而就的政治变革背后,是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心理准备与精英群体的思想挣扎。 第二卷:民国初年的碎片化与国家建构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统一与稳定。本卷将叙事重心转向民国初年,一个政治权力高度碎片化、社会结构面临重塑的动荡时期。核心议题在于“国家建构”的艰难性:如何在旧帝制瓦解后,建立起一套被广泛认同且具有有效执行力的现代国家机器? 本书对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进行了超越简单“好人”与“坏人”二元对立的分析。它探讨了军阀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无论是地方精英的庇护、商业资本的支持,还是国际势力的干预。通过对特定地域(如直隶、四川或奉系)政治生态的个案研究,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央权威的衰弱并非全然是权力真空,而是权力在不同势力间重新分配和角力的结果。此外,本卷还细致考察了新式教育体系、新兴的商业团体以及城市市民阶层的政治参与,这些“非政治”领域的活动,实则构成了未来政治形态的潜在土壤。 第三卷: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的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的角力 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南京力图推行现代化建设,力求在经济和军事上实现国家的整合;另一方面,内部的派系斗争、地方势力的盘踞以及外部日本帝国主义的持续侵略,构成了严峻的生存危机。 本卷侧重于“社会史”的切入点,考察了社会生活在剧烈变动中的面貌。研究深入到乡村社会,分析了土地关系、赋税制度以及底层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感知。例如,通过对特定区域内地方绅士与新兴政权之间互动模式的考察,揭示了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复杂机制。同时,思想领域内的论战达到了白热化,从自由主义思潮到民族主义的高涨,再到马克思主义在知识青年中的传播,意识形态的竞争深刻地影响了知识界和青年一代的选择。本卷试图描绘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社会是如何进行痛苦而决绝的自我调适。 第四卷:战争与和平的边界:战后秩序的重塑与历史的断裂 本书关注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这段关键时期。战争的结束,非但没有带来普遍的和平,反而将长期的内部矛盾推向了爆发的临界点。本卷致力于探讨战后秩序重建的失败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 焦点之一是战后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分析国民政府在接收沦陷区、处理战后赔款及进行经济管制方面的政策失误,及其如何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军事冲突的考察。本书不满足于高层战略的阐述,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战役叙事和士兵个体经验中,力图还原国共两党在政治动员、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战后社会各阶层(包括战败的日本遗民、归国知识分子、城市工人及农民)的命运考察,本卷勾勒出旧中国瓦解和新政权建立之间,那段充满希望、失望、暴力与重塑的复杂过渡期。 这四卷著作共同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它们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方法为驱动,引导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和关键思潮,理解“现在”是如何从“过去”的诸多可能中被选择和铸就的。 ---
读完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复杂性”。作者没有试图用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来概括那段历史,而是极其细致地呈现了历史的泥沙俱下、各方势力的博弈与妥协。我非常赞赏其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在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时期,各种非正式因素(如人际关系、地域派系)如何影响着正式的政治进程。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对照着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进行比对和反思,发现很多过去理解上的偏差都得到了修正。这是一套需要慢慢品读、反复咀嚼的著作,它提供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方法论,对于任何一位渴望真正理解近代中国命运的人来说,都是案头必备的重量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