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韩氏考究群谱，撷取众家之长，新创体例与编著方法，乃首定目次，前有简谱，作为本谱纲要。关于学谱主体部分，对谱主事迹系年，则与诸谱迥异，分为国内大事、事略、著述、当代著名学者对谱主重要著作之评论等。次为对谱主五十余册全集，依照年次抽离出重点而编纂之，堪为谱主全集的浓缩本，亦是其第一部学术年谱。清代大儒章学诚说：“文人之有年谱，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故本谱不但如韩文公所言“发潜德之幽光”，彰显前贤，而更是为了启发后学，帮助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知人论世的宝贵知识。
作者简介
韩复智，山东省齐河县人，1930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所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客座教授、空中大学兼任教授。中国上古秦汉学会理事长、中国历史学会暨简牍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于台湾大学退休。著有《两汉的经济思想》、《傅玄》、《汉史论集》、《秦汉史论集》。编有《中国通史论文选辑》、《中国史论集》、《先秦两汉文学论著集目》、《傅新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合编著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秦汉史》、《中国科技史论集》。合注有《后汉书纪传今注》。主译《剑桥中国史1：秦汉篇》。论文有《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与研究价值》、《傅斯年先生年谱》，《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编著的动机和过程（附简谱）》等二十余篇。内页插图
目录
卷一卷首
钱先生留影选载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暨新亚研究所、新亚中学校友会等谒墓团于钱先生墓侧留影
钱先生墨迹选刊
本文
例言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代序）
也谈现代新儒家（代序）
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代序）
钱穆先生学术简谱
壹、谱前
先世
父母
贰、学术年谱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精彩书摘
有关“道统”问题，是学术思想史上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是一纯学术性的话题，我不能谈论。但在此我想指出，刘先生所说的是指《中国学术通义》一书之第二篇《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原文长三十页，这是钱先生自己很看重的一篇大文章。我希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能将两文比对研究，庶可了解钱先生真正的作意所在。刘先生在同节中，另有一段话，这段话中对钱先生的误解，我可以作一说明。刘先生说：
传统儒者是高度的思想主义者，这在孔子即是如此，他慨叹道之不行者久矣！朱子的看法明显地与他相符，反而钱先生提出来的看法与孔孟有很大的差距。传统儒家相信以先知觉后觉，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能在自觉的层面上担负道统，当然更不能无分疏地泛说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从刘先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与钱先生对儒家的认识显然有很大的差距。钱先生在其《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曾说：
宋明两代所争执之道统是一种主观的道统，或说一线单传的道统，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纰缪甚多。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道统”两字的涵义，并不专指学者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传承言，也可作广义性的解释。上引文中前后“道统”两字，涵义有别。
钱先生虽也提到儒家有高度的理想，但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在能“实践”。他常说：“孔子之道贵在平易近人，忠、恕、孝、悌，人人能知能行。”钱先生在南洋、在美旧金山，对侨胞讲演，常说每一位流亡海外的华侨，他们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出去的，所以海外侨胞虽经两代、三代，文化道统传承未断，还能保持为一道地的中国人。钱先生认为就此可见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处。或许刘先生对此不能认同。
……
前言/序言
unll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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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籍虽然是精装，但是黑色的封皮很差，而且纸质不好。
评分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评分张光直先生祖籍是台湾板桥，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就报考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台湾大学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张先生报考这个专业并非偶然，他早年深受两本书的影响，再加上后来台湾“四六事件”的牢狱经历，使他非常向往考古的世界。第一本书是由其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1949年台湾的“四六事件”对张光直先生一生的影响巨大。在其自述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的后记中，认为当时的牢狱经历“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想要探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张先生报考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张先生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菁英而深感幸运。1954年，张光直先生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此间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巨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1961年张光直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学位，此后的张先生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病逝，享年七十岁。
评分书籍虽然是精装，但是黑色的封皮很差，而且纸质不好。
评分韩复智，山东省齐河县人，一九三〇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应该是钱穆先生晚年的学生之一，主要是研究秦汉史。这部为钱穆先生所做的学术年谱，对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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