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赫希曼是一位被国内学界低估的学者。多年来，他致力于打破学术藩篱，贯通各个学科的思想。在许多同行对自己的理论过于自信时，他始终能看到自己的局限。赫希曼拒斥总体性理论和学术陈规，他拒绝网罗门徒，建立所谓的“赫希曼学派”。他的学术生涯切切实实地改变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赫希曼本人的经历也堪称传奇。他曾辗转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而他在战时营救阿伦特等欧洲一流学者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在被迫离开美联储之后，赫希曼来到南美，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内容简介

他辗转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

他在战时营救阿伦特等欧洲一流学者的经历鲜为人知；

他被迫离开美联储，却为南美世界的经济发展倾注半生；

他拒斥总体性理论和学术陈规，改变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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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叙述了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生平故事、评介了他的主要著作。赫希曼是20世纪原创性和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里，杰里米·阿德尔曼讲述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恐怖和希望中成长的故事，使一个终生都在通过写作捍卫宽容和变革的入世哲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赫希曼1915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成长于魏玛共和国从充满希望转变为激烈动荡的那个历史时期。1933年，当纳粹分子攫取了权力后，赫希曼逃离了德国。尽管自己迭遭大难，但是赫希曼却没有沉沦，恰恰相反，他参加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地下抵抗运动，并志愿奔赴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法国沦陷后，赫希曼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等人一起，将许多欧洲第yi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营救到了美国。赫希曼先后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特瑞雅斯特求学，后来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赫希曼还是一名享有崇高声望的咨询专家，他的建议对美国政府、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欧洲许多国家、世界银行以及诸多大型基金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赫希曼出版了许多论著，其中有不少堪称经济学领域、思想史领域及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原创性、重要的文献。终其一生，赫希曼一直坚定地秉持改革总是可能的信念，即使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也从未动摇过。

本书是第yi部叙述赫希曼的非凡一生的长篇传记，它通过赫希曼这个入世哲学家--这个既精明又充满激情的观察者--的视角，透视了20世纪的故事。阿德尔曼的叙事引人入胜，从这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希曼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独特的思想视角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赫希曼留下的思想遗产为什么是一种充满希望和开放精神的实践的理想主义。

作者简介

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历史实验室主任。另著有《发展前线：阿根廷和加拿大麦田的土地、劳力和资本》（Frontier Development： Land， Labour and Capital on the Wheatlands of Argentina and Canada）等，编有《赫希曼论文精要》（The Essential Hirschm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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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贾拥民，经济学博士。著作包括《超yue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合著）等。译有《自我颠覆的倾向》《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神经经济学分析基础》（待出）等20余部作品。

精彩书摘

后记御风而行

当我写完这本传记的时候，赫希曼本人已经在他自己的记忆中生活了好多年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也早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后者，赫希曼也许已经预料到了，他也很期待这个；因为他非常清楚，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职业习惯”——梦想能够凭借自己的作品获得“永生”。赫希曼对别人运用（有时甚至是“滥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有关问题的论著一直非常有兴趣，特别是当他们运用得相当巧妙的时候。譬如，当他的朋友，阿尔卡迪奥·迪亚兹·奎诺内斯运用“退出、呼吁与忠诚三位一体”去解释古巴问题——难民们为什么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乘坐简陋的木筏和严重超载的摩托艇逃离孤岛？留下来的人为什么要发动革命？不过，赫希曼享受的并不是当别人成了自己“信徒”时的虚荣；事实上，他开心的是，自己的概念增进人类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当初提出这些概念时的目标。对于其他学者，赫希曼早就成了一个传奇，他可以赋予他们极大勇气和灵感。2006年，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出版50周年前夕，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墨西哥城进行了一场纪念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贡献的演讲。面对听众，萨克斯担承，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善全球穷者的处境的改革者，他经常觉得孤独，是赫希曼的《反动的修辞》一书（他曾经读过无数遍）帮助他克服了这种孤独感，使他在面对反对者的包围时，“虽千万人吾往矣”。第二年，即2007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纽约颁发了首届阿尔伯特·赫希曼奖，获此殊荣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设置这个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那些像赫希曼那样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要坚持赫希曼的传统，跨越来自学科、理论和受众等各个方面的种种界限，实非易事，他希望赫希曼奖能够褒扬、促成一种以赫希曼为高典范的社会科学范式。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信号，它们表明，即便赫希曼离开了人世，他也将永远活着。他活在其他人的心中。

赫希曼在20世纪的奥德赛之旅——借用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比喻——可以比作一个水手在茫茫大海上永不停歇地御风而行的史诗。他的坚持、他的奋争、他的写作，全都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命题：人是一种会进步的造物。作为复杂的混合体，每个人都是既大胆、又谦卑的，他们完全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勇敢地采取行动，并且大胆地接受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同时又不会忽视现实。但是，在赫希曼所生活的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观念却一直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许多人——他们当中既有左派，又有右派——都坚持认为，如果没有革命这个东西，那么痛苦就会永远延续下去，或者，日子将会平淡得令人发疯；还有许多人（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悲观主义者“军团”）则警告说，任何变革都是危险的，会导致社会失范和混乱，因此很可能只会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除非我们相信“无所不能的学者”与他们给出的“多功能的模型”。因此，赫希曼这位水手在很多时候都面对着逆风而行的不利情况，对此，他的选择是不断地来回试探。

对于他的许多读者来说，更容易看到的往往是他奋力抗争的一面，有人甚至认为他一直在通过写作和实际行动去反对什么东西。要看到他“建构的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赫希曼没有理论、没有模型；充其量，他只有一种风格。当然，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赫希曼有自己的风格。即使是对赫希曼敌意的那些人，面对赫希曼优雅的散文、玲珑剔透的比喻、令人一见难忘的警句，也无法不拜服。但是，赫希曼有没有提出过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或其一部分）的任何一个理论、一个模型吗？至少从当代社会科学的衡量尺度来看，赫希曼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1992年秋季，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一个为期一年的“赫希曼研讨班”。一群教师和研究生，在比什瓦普里亚·桑亚尔（Bishwapriya Sanyal）和唐纳德·A.舍恩（Donald A. Sch·n）的带领下，以赫希曼的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对经济发展的经验问题进行了反思。许多学者都参加了这个研讨班，包括赫希曼以前的学生朱迪思·滕德勒、赫希曼的朋友艾玛·罗斯柴尔德，另外还有社会学家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扎贝尔（Charles Sabel）、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罗伯特·皮乔托，甚至连赫希曼本人也出席过一次研讨活动。这个研讨班的成果是一本论文集《反思发展经验：在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启发下》（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ssays Provoked by the World of Albert O. Hirschman，1994），赫希曼对收入文集的每篇论文都写下了长长的评论。这本论文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某位思想大师的思想是怎样推动某个特定的学术领域进步的？当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答案也必定五花八门，不可能统一。在其中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所有参与者到一家柬埔寨餐馆吃饭，克鲁格曼公开大声地提出了质疑：赫希曼是不是真的已经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这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阿马蒂亚·森当场进行了反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争论，不过气氛很友好，当然，也无法得出定论。确实，赫希曼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答者自己的定义。争论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就赫希曼本人而言，他一直在怀疑那种“急于做出宏大结论”的做法。当然，他并不是第yi个有这种疑问的人。知识分子如果急于做出宏大结论，就有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可能性。很久之前，福楼拜就曾经哀叹过，模型越优雅，能够解释的东西反而可能越少。在少年时代，赫希曼就亲身经历过德国1933年大激荡，目睹过它的严酷后果，所以，一看到宏大的宣言和精致的确定性，他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把这种倾向理解为赫希曼缺乏理论野心，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赫希曼的思想雄心，恰恰体现在他从来不愿意轻易遵从越来越不可逾越的学科分工界限和越来越僵化保守的“学术规范”。赫希曼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有预测力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思考社会和经济的思想方法；他的基本前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意味着，要想脱离具体时空，以上帝一般的眼光去洞察一切，总结出与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和存在的奥秘毫不相关的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作为他（或她）的研究对象的这个世界的“造物”，他（或她）的概念或理论也是如此，因此，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们得以出现的环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有了深切感受之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才成了赫希曼的思想的源泉。赫希曼经常引用的蒙田，也非常注重经验（他的一篇散文的题目就是“论经验”——“On Experience”）。正如蒙田提醒我们的，生活就是“目的”。终赫希曼一生，他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生活：在欧洲，他是反法西斯斗士；到了美国后，又加入美国军队前赴欧洲参战；他还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深幕后规划者、在哥伦比亚执业的咨询师、无数全球性的基金会和银行（家）的顾问……所有这些活动，都被内嵌到了赫希曼观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通过这个途径，赫希曼拥有了更强的洞察力；从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洞见出发，赫希曼又引申出了一系列概念，然后再在时间长河中对这些概念进行、锤炼、重塑，必要时甚至彻底丢弃。赫希曼的人生轨迹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着：在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一个思考者；在下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一个行动者；然后再摆动回来。之所以要摆动，就是因为这两种生活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

说到底，赫希曼相信，人类的行为和选择是一切社会可能性的引擎。他强调，关于人类的可能的未来，任何一处“历史思考”都只能始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观察。这难道还算不上一种宏大理论吗？由此，思想必须是灵活的、开放的、适应性的，能够容纳任何非意图后果和副作用的“狡计”——往往比的目标还要“狡猾”无数倍。这就是赫希曼的理想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所在，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梦想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因此，赫希曼根本不是缺乏思想雄心。事实上，我们只要考虑一下他经常并列使用的那些概念和关键字就可以一窥全豹了：个人与集体、私人与公共、市场与政治、财富与美德、均衡与非均衡、选择与约束，简单性与复杂性……将它们并列起来不可能只是为了“好玩”（尽管赫希曼确实喜欢在适当的时候玩一下文字游戏）。赫希曼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此来强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御风而行的艺术在于：如何从对立的力量中借力，加快速度，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传记可能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另类，因为它强调应该努力揭示传主的生活模式。倘若真的如此，那么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没有特定的终点的旅程，他的一生是一位没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赫希曼认为，旅行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足够多的经验教训，不仅足以使我们自身发生改变，而且足以使我们的理想—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发生改变。赫希曼还强调指出，如果要求所有人都有一个抽象的目的地、并时刻坚持这个目的地，那么就可能会剥夺旅途中意义的各处可能性。奥德赛的任务是衣锦还乡荣归伊萨卡，但是与此不同，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却没有固定的终点。一旦离开了家族、家庭和传统，他就成了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他永远置身于“全球化”的旅途当中；虽然怀念自己的“根”，但是从来不曾急切地向往回归过。在航行过程中，赫希曼也遭受过可怕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他一直严密地守护着自己的伤口。当然，赫希曼挚爱亲人、关心朋友，这也使我们对一个更人性化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然而，年龄和疾病把赫希曼拉了回来，他不能再到世界各地旅行了。他不得不经常沉默地坐在轮椅上，凝视着后院，在那里，冬天看上去了无生机的残枝枯树，一到春天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2011年冬天，莎拉也被确诊患了癌症。这些年来，莎拉一直安慰着、陪伴着她的丈夫。莎拉的丈夫的生命光芒已经越来越弱，但是她不曾想到，自己竟会走在他的前面。莎拉确诊时，癌细胞早已扩散。尽管她下定决心，一定要与阿尔伯特同生共死，但是病魔并不会让她如愿。2012年1月的一个晚上，月沉似水，从法国乘坐飞机赶过来的卡蒂娅爬上了医院的病床，拥抱着她病危的母亲。卡蒂娅轻轻地哼着歌，送着莎拉的灵魂从她的肉体里悄悄溜走。第二天早上，卡蒂娅回到纽林路的家中，告诉她的父亲她的母亲莎拉已经离开了人世。阿尔伯特的头猛地抬起来，他的身体也激烈地颤抖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缩回到轮椅中。阿兰从法国赶过来了。在莎拉的葬礼上，彼得·古勒维奇，还有全部外孙也都来了。葬礼后，他们决定把阿尔伯特送入普林斯顿郊外格林伍德的一个护理中心。

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之前不久，我刚刚离开护理中心阿尔伯特的房间。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阿尔伯特现在过的似乎是一种“死而复生”的生活。他像初生婴儿一样，无法与人沟通，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看到、听到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肯定能感觉到什么。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他认不出我是谁，但是抓得非常有力；他又抬起我的手，放到他的额头上，似乎要我去抚慰他。他的双眼紧闭，而我则轻轻地对他说：“谢谢你，阿尔伯特。”

……

前言/序言

序二一位可能主义者的现世生活

赫希曼创造了“可能主义”这一语词，用来表达他对生活之无限可能性的热爱与追求。他主动颠覆既有的生活，从一个世界自我放逐到另一个世界，哪怕没有纳粹势力的驱赶，他的传记作者相信，他也会从柏林“流亡”到巴黎和伦敦，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同样的倾向，一种自我颠覆的倾向（这是赫希曼自传的标题），还表现为赫希曼对语言之无限可能性的热爱与追求。其实，在我多次阐述的“怀特海命题”的指引下，体验与表达，对理解而言恰好互补。怀特海命题是：在有理解之前，要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要有重要性感受。并且，重要性感受的标志就是生命个体的表达冲动。

生活之无限可能性意味着创造以及希望（憧憬）。我们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植根于自己的生活传统—生物的、文化的、私人的。传统为现世生活提供稳定性，同时限制生活之可能性（以及创造和希望）。当我们憧憬无限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活在并且仅活在不能落实的自由之中，于是我们需要某种稳定性，为落实我们欲求的特定的可能生活。完全不稳定的生活也就是太不确定的生活，以及与它对立的完全被决定的生活，都使未来变得毫无希望从而都极大地降低我们的幸福感。

我们的幸福感有三重来源：（1）物质生活的，它的特征是向外追求，也称为“逐物而不返”；（2）社会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3）精神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不外求”，故而是自足的。

或多或少稳定的生活也就是植根于传统的生活，在上列三方面具有或多或少的稳定性。就人类社会而言，物质生活的稳定性基础，如休谟所论，是财产权利。与物质生活相比，社会生活更少稳定性。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以更为复杂的方式依赖于政治、经济、宗教、家庭、时尚及个人情绪等因素。精神生活就其本性而言完全是私人的，也因此，它的稳定性（如果有意义的话）依赖于情感方式和身体状况。

谈到赫希曼，人们常要引用巴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会思考的苇草。或者，巴斯卡尔的另一著名论断：人的尊严（或优势）就是他的思想能力。可是，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思考或拒绝思考。那么，他们怎样有尊严或尊严感？这是一个问题，现代人的汉姆雷特问题，自杀只是它的诸多解决方案之一。2013年6月24日《纽约客》发表了一篇纪念赫希曼的文章，标题是“怀疑的天赋”，认识赫希曼的人都认为他具有怀疑的天赋。笛卡尔开启近代思想传统以来，对思想者而言，怀疑当然是思想的前提。读书，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要求“于无疑之处生疑”。

由此发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这样的生物体内，怀疑的能力是怎样形成的？借助于脑科学，我们知道，那些反复发生从而确定不移的经验和判断，如果对生命至关重要，通常可以转入我们的长期记忆，并且形成相应情境内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情绪模式。与理性互补，情感有认知能力，卡尼曼称之为“认知系统I”，与基于理性的“认知系统II”并列为基本认知系统。由于物种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生活传统的习惯性影响，上述两大认知系统的联合作用使我们每一个人倾向于相信某些事情并且不相信某些事情。怀疑的能力，根本地要求颠覆我们倾向于相信的事情并且重新认识那些不相信的事情。对既有认知的怀疑，脑科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实际上是将各种可能性呈现在前额叶的神经元网络中。不难想象，由于群体之内的个体差异，一些人具有比另一些人更强的怀疑能力。类似地，每一人群当中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保守，或者等价地，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进。有了这些常识，人格心理学家长期以来试着用量表测度人们在若干维度—例如著名的“大五”人格维度—的人格得分。根据可比样本，一个人在25岁的人格可以维持到83岁，他在各维度上的人格得分相对不变。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们，基于如此稳定的人格特征，可以制定更适合公司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

我读赫希曼的传记，有一种深刻的印象，要向读者解释我的这种印象，就必须铺叙上述的包邮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中信出版社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