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600万年以前，利比亚沙漠上的沙砾出现了某种情况，这片暗淡荒凉、极其干旱的地形标志着撒哈拉沙漠的东部边缘。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能够肯定的是，当时天气炎热。在至少1，000度高温的炙烤下，二氧化硅颗粒逐渐软化，融合在一起。它们形成的二氧化硅化合物具有一些奇特的化学特性。就像水（H2O），它们在固体状态下形成晶体，而受热时则熔化成液体。但是，与水相比，二氧化硅的熔点高得多，需要超过500华氏度，而不是水的32华氏度。但是，二氧化硅真正的奇特之处，却是它在冷却后发生的变化。如果温度再次降低至zui初水平，液态水很快就会再次形成冰晶。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二氧化硅却无法重新排列其井然有序的晶体结构。相反，它形成了一种新的物质，存在于固体与液体之间一种奇怪的中间状态。这种物质，自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人类就对它痴迷不已。当这些过热的沙砾在其熔点之下冷却下来，一大片利比亚沙漠覆盖上了一层我们今天称之为玻璃的东西。

大约1万年以前，出入至多若干世纪，有个人在穿越这片沙漠时，不小心被一大片这种玻璃绊倒了。我们对这片玻璃所知不多，只知道任何接触过它的人，都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流通于早期文明的各种市场与社会网络之中，直到zui终成为一枚胸针的中心装饰，雕刻成圣甲虫的形状。它就这样安静地待了4000年，直到1922年考古学家勘察一位埃及统治者的陵墓时，它才重见天日。尽管困难重重，这一小片二氧化硅跋山涉水，从利比亚沙漠zui终进入了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陵墓。

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玻璃首次从饰品转化为先进技术，当时玻璃制造商想出了办法，能够将这种物质做得更加结实而不那么模糊不清，品质超过了那些自然形成的玻璃，例如法老图坦卡蒙的金龟子。这一时期玻璃窗首次建造出来，为现在全世界耸立于城市天际线上微光闪烁的玻璃大厦打下了基础。饮酒的视觉审美也出现了，人们把酒盛在半透明的玻璃器皿中饮用，也把酒装在玻璃瓶中贮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玻璃的早期历史相对容易预测：手工艺人想出办法，如何将二氧化硅熔合成饮用器皿或窗玻璃，一如我们今天凭直觉与玻璃联系起来的那类典型用途。直到下一个世纪，另外一个伟大的帝国灭亡之后，玻璃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在全部人类文化中，玻璃是用途zui广、zui具革新能力的材料之一。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是极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影响波及全世界。王朝起起落落，军队潮涌潮退，世界版图一再改写。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同时还引发了一个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件，这一事件迷失于宗教与地缘政治统治重组的巨大洪流中，也为当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一小群来自土耳其的玻璃制造商西渡地中海，zui后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做起了老本行；1威尼斯由亚德里亚海岸上的沼泽地发展而来，是一座欣欣向荣的新城市。

这只是由君士坦丁堡陷落而引发的上千起移民事件之一，但回顾若干世纪的历史时，人们发现这是zui具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他们定居在威尼斯的水道和蜿蜒曲折的街道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zui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他们吹制玻璃的手艺很快创造了一件全新的奢chi品，全城的商人都乐于向全世界兜售。但是，尽管利润丰厚，玻璃制作也不是全无风险。二氧化硅的熔点很高，要求熔炉的燃烧温度接近1000度，而威尼斯这座城市却几乎完全是以木质结构建造的。（经典的石质威尼斯宫殿在其后几个世纪才开始建造。）玻璃制造商给威尼斯带来了新的财富来源，但也带来了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习惯，就是动辄将临近街坊烧个精光。

市政府既想保留玻璃制造商的手艺，又想维护公共安全，于是在1291年再次将玻璃制造商流放他乡。2但这次他们的旅程很短，目的地就在威尼斯潟湖一英里之外的穆拉诺岛。不经意之间，威尼斯的总督创建了一个创新中心：他们将这些玻璃制造商集中在一个城市小街坊般大小的独立岛屿上，由此引发了一股创新的风潮，诞生了一个具有经济学家所谓“信息溢出”（information spillover）的环境。穆拉诺岛人口密集，因此新思想在整个地区流通快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玻璃制造商同时也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的家族谱系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群体之中偶有个别的大师出现，他们的天赋或技能超出其他人，但总体上，穆拉诺岛天赋属于一项集体事务：它由群体共享，同时又有竞争压力，二者不分轩轾。

……

前言/序言

前言机器人历史学家与蜂鸟之翼

20多年前，墨西哥裔美国艺术家和哲学家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出版了一本奇特而绝妙的书，名为《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本书讲的是军事技术史，但它迥异于这一题材，或许会超出读者自然而然的期待。海军学院的某个教授会描述海底工程如何艰苦卓绝，但德兰达的这本书却将混沌理论、进化生物学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编织融入锥形子弹、雷达以及其他军事发明的故事中。我记得我在20多岁做研究生时读过这本书，当时我想，这就是那种不落窠臼、独具一格的图书吧，德兰达似乎是从另外一个智慧星球降临到地球上来的人。他的这本书令人如痴如醉，同时又困惑不已。

德兰达的书别开生面，由一个精彩的说明进入主题。他建议读者，不妨设想有一部历史著作，是在将来某个时候由某种人工智能创作的，它详细描述了此前一千年的历史。德兰达说：“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机器人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会完全不同于同时代人类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在人类论述中举足轻重的那些事件，例如欧洲对美洲的征服、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英国《大宪章》的签订，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一些脚注。而在传统历史里似乎无足挂齿的一些事件，例如18世纪玩具机器人有模有样地下象棋，早期计算机穿孔卡片的诞生是受到了加卡提花织布机的启示，在机器人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是与当今时代直接关联的转折点。德兰达解释说：“人类历史学家或许想弄明白人们是如何组装钟表机械、汽车以及其他精巧的物理装置的，但机器人历史学家很有可能更看重这些机器是如何影响人类进化过程的。机器人会强调这一事实：钟表机械一度代表了这个星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此时人们看待周围的世界，同样将其看成一个类似由齿轮和车轮组成的系统。”1

遗憾的是，本书中没有智能机器人。灯泡、录音合成、空调、一杯洁净的自来水、腕表、玻璃镜片——这些发明创造和日常生活有关，而不是科幻小说的内容。但是，我想从类似德兰达机器人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发明创造的故事。如果灯泡能够书写它过去300年的历史，这历史同样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会看到，过去的我们如何满腔热情，努力追求人造光；为了对抗黑暗，我们如何殚精竭虑，费尽心思；我们偶然得到的发明又如何引发了变革，乍看之下，这些变革似乎和灯泡毫无关联。

这部历史值得娓娓道来，部分原因是它让我们能够以新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我们，多数人懒得静下来想一想，我们从水龙头接水喝，却完全不必担心48小时之后死于霍乱——这件事情是多么神奇。幸亏有了空调，仅仅50年前，那些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气候条件，如今我们多数人身处其中，却活得舒舒服服。我们的生活是围绕一系列物体而建立的，同时受其支撑，这一系列物体被我们千千万万个先辈施了魔法，无处不体现出他们的奇思妙想和无穷创造力。他们是发明家、业余爱好者和改革者，为了获得人造光或洁净的饮用水，他们面对难题刻苦钻研，坚持不懈，这才使今天的我们能够享受这些奢chi品，而我们在享受这一切时不假思索，甚至不是将其当作奢chi品来看待。毫无疑问，机器人历史学家会提醒我们，我们从这些人身上所受的恩惠，与我们从传统历史上的国王、征服者和巨头身上所受的恩惠相比，即便不是更多，至少也毫不逊色。

但是，撰写这样一部历史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这些发明创造促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范围之广甚至超出我们的合理想象。通常情况下，只有当某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新发明才会开始出现，而新发明一旦传播开来，它们zui终会引发其他可能极难预料的变革。这种变革模式，在进化史上一再出现。以授粉行为为例：在白垩纪的某个时候，花卉的颜色和香味开始进化，能够向昆虫发出信号，告诉它们周围有花粉；同时，昆虫进化出可提取花粉的复杂系统，并且无意之间为其他花卉进行了授粉。时光变迁，花卉给花粉补充了更多富含能量的花蜜，引诱昆虫把授粉当成一种惯常行为。蜜蜂和其他昆虫进化的感官工具，使其能够看到花卉，或被花卉所吸引，正如花卉也进化出吸引蜜蜂的特性。这种另类的适者生存，不是通常的零和竞争（这种故事，我们在精简版的达尔文进化论里耳熟能详）而是某种更具互惠互利性的东西：昆虫和花卉都会成功，因为它们在形体上相互适应，相得益彰。（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共同进化”。）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没有忽略这一重要的关系，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出版之后，他又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讲述兰花的授粉。

共同进化的相互作用经常导致生物体发生变化，使生物体看起来似乎与原始物种没有直接的联系。开花的植物与昆虫之间的互利共生现象，产生了花蜜，并zui终为体型更大的生物体，比如蜂鸟提供了机会，使后者能够从植物中吸食花蜜，为了做到这一点，蜂鸟进化出了一种极其特别的飞行机制，使它们能够悬停于花朵旁边，而其他鸟类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昆虫能够在飞行途中保持稳定平衡，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具有这种基本的灵活性，这是脊椎动物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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