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成果認為,唐代科舉製度是學術界長期研究的領域,相關研究成果積纍相當厚重,是一個十分成熟的研究領域。因此,要在唐代科舉史研究方麵取得重大進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該選題則是避開瞭學界對唐前期科舉製研究集中、成熟的現狀,選擇中晚唐五代,是因為這一時期正處在唐宋變革的關鍵時期,許多重要製度、社會風氣的變革都發端於這一時期,抓住瞭中晚唐五代科舉研究相對薄弱的特點,從科舉與社會變遷的角度大大拓寬瞭科舉研究的視野,使科舉製度研究取得瞭一個新突破。
評分 評分該報告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至三章是有關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製度層麵變革和完善的研究,屬於科舉考試製度層麵的問題,是研究基礎,也是對中晚唐科舉製度層麵重要變革的一個概括。第四至七章則是研究重點和核心,力求從科舉與選舉製度、科舉與入幕風氣、科舉與婚姻觀念、科舉與社會階層等角度探討科舉對中晚唐五代社會變遷的影響。
評分非常滿意,五星
評分第一章“中晚唐五代科舉製度的變革”,作者避開瞭老生常談的問題,從中晚唐五代常科科目的變革、製舉的變革、吏部科目選的變革等角度,對有關中晚唐五代進士科、明經係諸科的一些前人沒有注意的重要變革進行瞭深入探討,重點對逐場定去留、“五科”考試等前人沒有注意的問題進行瞭細緻入微的考證,從而對中晚唐五代製舉考試的變化和製舉試策進行瞭全麵梳理,特彆是對製舉文體演變的討論尤為深入,矯正瞭以往學界對其認識的不足。
評分李和張不僅在撰寫中國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從蘇聯輸入的“正統”馬剋思主義,而且進一步將自己對中國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産國際的“正統”錶述的基礎之上。這在他們對中國社會性質、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以及後來的共産黨任務的理解上,錶現尤為明顯。23比如,李鼎聲在描寫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時,追隨斯大林,並駁斥托洛茨基將中國看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他寫道:“鴉片戰爭後,中國纔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錶現瞭巨大的轉變。然而,我們卻不要因此誤會,以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就漸次成瞭資本主義的國傢。鴉片戰爭以來的曆史隻是開瞭國際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榨取與掠奪,隻是加深瞭中國民族的奴隸狀況,舊有的農業經濟雖是為國傢資本主義的鐵爪逐次抓破瞭,而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産力方法卻沒有支配著全國民經濟,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的舊的剝削製度並沒有從此失勢。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是局部地興起來瞭,而它並沒有占著絕對的優勢,並且是受國際資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聲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國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其任務仍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張聞天也將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場“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並引用斯大林的觀點,解釋決定中國社會性質的因素,如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國主義的財政經濟的統治”以及“因軍閥和官僚的壓迫而加重的封建殘餘的壓迫”(張聞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聲對革命的解釋中,也可發現同樣的因素(李鼎聲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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