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宗教和科学传播活动，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内容。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描绘黄河流域的传奇画卷
黄河文明是辉煌绵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明对阐述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有着重大意义。“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首次全面研究了黄河文明产生、发展、鼎盛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围绕黄河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青铜、文字，城邑，伴随黄河文明形成、发展的农耕文明，黄河流域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对黄河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主导思想意识及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等主题进行了论述，对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了科学的、定性的评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内容简介

《黄河文化与西风东渐》从宗教、科学技术在黄河流域的传播、农作物的引进、西方社会风尚的影响等各个方面论述黄河流域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近代黄河文化的特质和内涵。《黄河文化与西风东渐》适合历史、古代文化、考古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工作者和区域文化爱好者阅读。
历史上黄河文化的兴盛与发达，无不得益于它同周边地区和外国文化的交流、吸收和融合，正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博采众长，才造就了黄河文化历史上的辉煌。

作者简介

宋军令，男，1974年生，河南辉县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2001－2004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2004~2007年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河南科技学院旅游管理系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旅游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

总序一（李学勤）
总序二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李玉洁）
绪论
第一篇明清前中期黄河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第一章明清前中期基督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
一、晚明欧洲传教士的东来
二、利玛窦在北京的活动及其传教成就
三、明末基督教在黄河流域传播的挫折与复兴
四、清前中期基督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

第二章对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的吸收与融合
一、明末对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的吸收与融合
二、清代对西方天文学、数学的吸收和融合

第三章对西方火炮和地理学的吸收与融合
一、对西方火炮的吸收与融合
二、对西方地理学的引进和吸收

第四章西方文学艺术的传人和黄河流域的西式建筑
一、西方文学艺术的传入
二、黄河流域的西式建筑

第五章西方机械学、物理学、医学等的传人
一、西方机械学、物理学的传入
二、西医的传入

第二篇明清时期玉米、番薯、烟草在黄河流域的传种及其影响
第六章明清时期玉米在黄河流域的传种及其影响
一、玉米在黄河流域传种概况
二、玉米传种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清代政府对玉米传种的政策

第七章明清时期番薯在黄河流域的传种及其影响
一、番薯在黄河流域各省传种概况
二、番薯传种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明清政府对番薯传种的态度

第八章明清时期烟草在黄河流域的传种及其影响
一、烟草在黄河流域各省传种概况
二、烟草传种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明清政府的烟草政策

第三篇晚清时期黄河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第九章鸦片战争、洋务派、总理衙门与新式军队
一、鸦片战争的影响
二、洋务派和总理衙门
三、北洋海军的创办
四、新式陆军的编练

第十章黄河流域近代工、农业和官办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一、黄河流域军事工业的次第举办
二、黄河流域民用工矿业的产生和发展
三、黄河流域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
四、清政府在黄河流域举办的新式学堂
五、派遣留学生

第十一章黄河流域近代邮电通讯的出现和发展
一、近代邮政的创办
二、近代电报事业的兴办
三、近代电话应用的肇始

第十二章铁路修建与黄河流域社会变迁
一、铁路在中国的缘起
二、晚清黄河流域铁路修建的概况
三、铁路修建与黄河流域的社会变迁

第十三章西方政治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和实践
一、早期启蒙思想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探求
二、西方政治思想在黄河流域的传播
三、维新运动在黄河流域的高涨
四、清末“新政”
五、“预备立究”和官制改革
六、辛亥革命

第十四章晚清黄河流域的西式社会风尚
一、服饰风气的渐变
二、西式饮食文化的传入
三、西式洋房出现
四、西式交通工具的引进
五、文明婚礼渐成时尚
六、现代讣告的出现和丧葬变革
七、西式娱乐样式的滥觞
八、西式体育运动的传入

第十五章晚清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文化活动
一、晚清基督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
二、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三、传教士在黄河流域举办的卫生事业
四、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办报活动
主要参考文献
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黄河文化在经历了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鼎盛之后，随着北方经济的日益衰落，逐渐开始走下坡路。1127年北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大大逊色于同时期的长江流域。元、明、清三朝，除了明初曾一度定都于南京之外，都以北京为国都。北京成为黄河流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元、明、清三朝黄河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最重要基地。
黄河流域的经济虽然在元、明、清三朝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南方地区，经济重心仍然在南方。黄河流域的科技文化在元、明、清时期也呈现下滑的趋势。当然，这种下滑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在下滑之中也有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元、明之时的中国仍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黄河流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如郭守敬主持编订的《授时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从明末清初开始，当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向前发展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因备受高度强化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压制摧残和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制约而丧失了领先的地位。黄河流域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未能再涌现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①
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过海外航行。在1405-1433年这28年内，郑和以“钦差总兵太监”之类的名义，受明成祖委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沿海。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郑和时代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绕过好望角进人大西洋而发现新航路。

前言/序言

　　关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出现了“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经过几千年辛勤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然而根据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准来看，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形成的。在文明形成的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文明的产生有三项要素：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补记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是文明产生的三要素。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项要素：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他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解释文明的产生。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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