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著;张金鹏,陈硕 译;张一兵 丛书主编 著作 定 价:68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01日 页 数:394 装 帧:平装 ISBN:9787305139758 ●Ⅰ.既非唯心主义亦非唯物主义
●一黑格尔的复兴:走向一种哲学人类学
●1.黑格尔在法国
●2.科耶夫:从主奴辩证法到自由工人
●3.依波利特:苦恼意识
●4.黑格尔、马克思与萨特
●二马克思的再发现和异化观念
●1.斯大林主义与法国共产党
●2.卢卡奇与戈德曼
●3.《1844年手稿》
●4.法国人说不
●5.两个马克思还是一个马克思
●三早期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概念
●1.萨特的激进主义问题
●2.创造自我的自由
●3.自欺:与自身相关的自由
●4.处境
●Ⅱ.斯大林主义与存在主义者:1944—1956
●四向萨特开火:1944—1948
●1.抨击开始
●部分目录
内容简介
马·波斯特著的这本《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以萨特走向存在主义马思主义的思想进程为轴心,论述了存在主义的马思主义产生与形成的三个阶段。靠前个阶段以黑格尔的复兴和马思的再发现为标志,构成了存在主义马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以存在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理论交锋为特征,是存在主义马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开启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存在主义与马思主义的“融合”为主题,是存在主义马思主义的很终形成阶段。存在主义马思主义的形成呈现为一个发现、争论、融合的历史进程,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思主义理论。 (美)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著;张金鹏,陈硕 译;张一兵 丛书主编 著作 马·波斯特,后马思思潮在美国的重要代表之一,1941年生,1968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知识分子与文化史、批判理论和媒介研究。自1970年以来波斯特出版了13本专著,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编译了很多著作,并为它们写作了“导论”。
张金鹏,安徽怀宁人,1989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思主等
战后法国的思想浪潮:探索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广阔天地 导语 “战后法国的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且引人入胜的领域,它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声名显赫的学派。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如火如荼地席卷法国知识界的同时,另一股更为多元、更为细致入微的思潮也正在悄然生长,它们在不同的维度上回应着战争的创伤、意识形态的对峙以及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本书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光环之外,同样深刻影响了战后法国思想格局的重要流派、理论家及其核心关切,力图勾勒出一幅更为全面、更为立体的学术图景。 第一章:重塑理性与科学:结构主义的兴起与批判 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选择,而结构主义则将目光聚焦于更宏大的、潜藏在表象之下的系统与模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人类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通过对神话、亲属关系等结构的分析,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普适性法则。他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强调“二元对立”作为思维的基本运作方式,深刻影响了语言学、文学批评乃至社会学。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其关于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的结构性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为结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然而,结构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充满了张力和反思。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结构主义的分析工具应用于文学、时尚、广告等领域,解构了现代社会的“神话”,揭示了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从文本的“意义生产”出发,对文学的读者、作者以及文本的“可写性”(écriture)进行了深入探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虽然常被归入后结构主义,但其早期著作如《词与物》和《考古学》对知识形成的结构性力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话语(discourse)如何构建现实,以及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渗透到社会肌体之中。他对“认识论”(episteme)的考察,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体系的独特结构,挑战了普适性真理的观念。 结构主义的批判性力量在于其揭示了看似自然、普遍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建构性。它挑战了以西方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将分析的触角伸向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思维模式。这种对深层结构的探究,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后来的解构主义等思潮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社会现实的再审视:新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多元探索 尽管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与解放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但战后法国也涌现出其他更为侧重于社会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文化产业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追随者,如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的重构。阿尔都塞提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哲学和人本主义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强调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严谨性。他引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和“压迫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RSAs)的概念,深刻阐释了国家如何通过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机器来维护统治,并区分了国家机器的两种运作方式。 与此同时,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也在战后产生了广泛影响。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揭示了理性本身是如何转化为统治和压迫的力量的。他们对“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犀利分析,批判了大众媒体如何生产标准化、同质化的文化产品,从而麻痹民众的批判意识,巩固现有的社会秩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分析了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如何与压迫性统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探索,虽然在方法论上可能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共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弊端的深刻关切,以及对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它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社会分析工具,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权力运作,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生产和接受。 第三章:语言的解放与意义的追寻:符号学、阐释学与后结构主义的思辨 战后法国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结构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但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结构主义的范畴。符号学(Semiotics)的发展,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系统,深入探究了符号如何构成意义,以及意义的产生与流转机制。尤利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符号学”(semanalytics)的概念,探讨了语言在构成主体以及处理“负性”(negativity)过程中的作用。她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论述,揭示了文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意义的生成是一个不断相互参照、相互解构的过程。 阐释学(Hermeneutics)在法国思想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关注的是文本的理解、意义的生成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保罗·利科(Paul Ricœur)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将现象学、解释学与话语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了叙事(narrative)在构成人类经验和身份认同中的核心作用。他对“隐喻”(metaphor)和“翻译”(translation)的研究,揭示了意义的传递和转化并非易事,需要主体进行积极的阐释和创造。 而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潮开始崭露头角,它在继承了结构主义对系统和结构关注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颠覆。米歇尔·福柯的后期著作,如《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将权力与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探讨了话语如何构建“真理”,以及权力如何通过身体、知识和话语的交织来实施控制。他对“谱系学”(genealogy)的研究,追溯了各种观念、实践和制度的生成历史,揭示了它们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和权力博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则将语言的分析推向了极致。他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揭示了语言的“延异”(différance)和“踪迹”(trace),指出意义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延宕、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过程。他对文本的“不在场”(absence)和“游戏”(play)的论述,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确定性和本质的追求。 这些关于语言、意义和知识的理论探索,不仅重塑了文学批评和哲学研究,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史等诸多学科,为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意义的流动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四章:个体的新困境与自由的边界:心理学、精神分析与个体经验的重估 除了对宏大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战后法国思想界也持续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心理困境以及主体性的建构。精神分析,尤其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在战后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结合,提出了“无意识作为一个语言结构”(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的著名论断。他详细阐述了“想象界”(imaginary order)、“象征界”(symbolic order)和“实在界”(real order)三个领域,以及“主体”(subject)如何在语言的象征秩序中被构建和分裂。他的“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理论,揭示了主体如何通过认同“他者”来形成自我形象。 虽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但拉康的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精细的心理机制分析,深入探讨了无意识、欲望、快感(jouissance)以及主体分裂等概念,揭示了人类内在的冲突和复杂性。 此外,一些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个体经验的独特价值,尽管他们可能不直接使用“存在主义”的标签。比如,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者开始关注被压抑的个体记忆、边缘群体的声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体验,试图从更贴近个体生命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和社会。这种对个体经验的关注,与对宏大理论体系的追求形成了有趣的张力,也使得战后法国的思想图景更加丰富多彩。 结语 “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战后法国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世界的哲学、文学和社会思想。然而,将视野局限于此,则会忽略另一片更为广阔、更为多元的学术天地。本书所呈现的结构主义的理性审视、新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社会分析、符号学与后结构主义的意义追寻,以及心理学与个体经验的重估,共同构成了战后法国思想史丰富而复杂的图景。这些不同的思潮,它们之间既有对话与碰撞,也有借鉴与融合,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及其挑战提供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洞察。它们共同证明了,在战后法国,思想的光芒并非仅限于一个方向,而是以多种姿态,在不同的领域,为人类的自我理解和社会的进步贡献着智慧。
坦白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充满挑战的,需要读者投入相当的精力和专注力。它的叙事节奏并不像通俗小说那样跌宕起伏,更多的是一种绵长而深入的内省。我几次停下来,合上书本,望向窗外,试图消化其中关于“异化”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探讨。那种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硬生生地拉到具体的社会批判层面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作者似乎总是在追问:“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行动’?”这种贯穿始终的焦虑感和探索欲,使得这本书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很强的黏性,一旦你被卷入,就很难轻易抽身。它迫使读者去审视自己所处的现实,去质疑那些习以为常的结构和观念,这才是真正好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