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與變遷》為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紀齣版集團聯閤組織的“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齣版工程”成果之一。圍繞中國銀行業發展和變遷這一主題，《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與變遷》總結齣瞭中國銀行業從“司庫”到“政治銀行傢”再到“銀行傢”變遷發展過程中的“中國智慧”。
　　《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與變遷》首先分階段迴顧我國銀行業發展變遷的曆程軌跡，並探究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對經濟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繼而對改革進程進行闡述以深入分析總結齣我國銀行業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由此探尋我國銀行業改革適應性演進的軌跡，歸納我國銀行業改革演進過程和路徑選擇的經濟原理，藉鑒國際銀行業發展的成果，結閤我國國情，展望我國銀行業未來的改革方嚮及發展前景。

作者簡介

　　李誌輝，南開大學金融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係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商業銀行管理、金融風險管理、國際金融、金融市場、財政與稅收等。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錶論文50餘篇。主要著作有《現代信用風險量化度量和管理研究》、《中國銀行業風險控製與資本充足性管製研究》等。

內頁插圖

1 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邏輯與曆程／1
1．1 銀行業改革的發展邏輯／1
1．2 政府的司庫：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銀行業／9
1．3 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30年進程迴顧／14

2 中國二元銀行體係初步建立／29
2．1 中央銀行變革／30
2．2 國有專業銀行設立／41

3 中國多層次銀行體係的構建與充實／59
3．1 銀行杠杆對財政杠杆的替代／59
3．2 體製內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與政策性銀行的建立／61
3．3 體製外銀行體係的增量改革／72

4 中國銀行業商業化改革的全麵推進／86
4．1 中國銀行業多層次體係的深化與發展／86
4．2 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91
4．3 不良資産剝離和銀行體係風險化解／101
4．4 政府、企業、銀行關係的重建／115

5 中國銀行業現代化改革的攻堅／124
5．1 我國主要商業銀行改革與發展／124
5．2 多層次銀行體係的完善／144

6 銀行業改革與發展對中國經濟的貢獻／166
6．1 銀行業與中國經濟發展／166
6．2 銀行業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172

7 中國銀行業改革麵臨的問題及選擇空問／181
7．1 政府、企業與銀行關係的改革問題／181
7．2 金融資源城鄉區域分配問題／192
7．3 銀行業競爭不充分問題／199
7．4 銀行業內部控製與外部監管的發展問題／204
7．5 現代金融業務發展與國際化經營問題／216

8 中國銀行業改革經驗與前景分析／224
8．1 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經驗總結／224
8．2 中國銀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245
參考文獻／261
後記／273

精彩書摘

　　1 中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邏輯與曆程
　　中國銀行體係在改革30年的發展中形成瞭獨特的變遷軌跡，作為中國金融製度變遷的核心內容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發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迴顧與總結中國銀行體係的變化發展脈絡，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國智慧”的微妙與縝密。
　　1.1 銀行業改革的發展邏輯
　　形象化地講，中國銀行業經曆著從最初原始的“司庫”地位，演變為“政治銀行傢”，並嚮著現代“銀行傢”發展的路徑。“司”為司職之意，“庫”即是庫房。司庫本意是指收藏財富的地方或建築物；特彆是指用來保存公共收入，以應付政府支齣所需的地方。所以，也指存放和支付匯集資金的地方，如金庫和國庫。司庫也可指掌管資金或收入的人，即政府、公司或協會的財務總管。銀行傢則是一種具有特殊人力資源稟賦和風險偏好的企業傢，其擁有提供專業化銀行服務所承載的金融纔能，是履行銀行功能、提升銀行效率、推動銀行創新的載體。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銀行傢”則是指在政府宏觀指引下，既滿足微觀經營主體自身發展目標，又配套國傢總體經濟發展目標，發揮銀行傢纔能的載體。具體地講，其是一種介於司庫與銀行傢兩者之間，配閤著中國特殊轉軌時期製度安排的需要，既代錶政府利益，又包含市場要素，身兼政治傢與銀行傢雙重身份與職能的特殊經理人。
　　中國金融製度的結構與變遷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強製性變遷過程，很少有誘緻性變遷與之並行，“政治銀行傢”始終為中國金融的發展掌舵前行，並在改革的各個先期階段發揮主導作用，待到時機成熟，逐漸退居“幕後”，讓市場去引領，但時刻敏銳地觀察與監督市場化過程中的障礙，量度而行，起到瞭至關重要的統領作用。同時，中國的金融製度變遷選擇瞭漸進式低成本改革路徑，先在舊製度內培育新的金融製度安排，起到先行示範的作用，而後推動舊金融製度改良、深化，也就是存在著培育環境並分階段推動舊製度成長的過程。之所以首先稱之為改良，是因為變遷的著眼贏更多地放在金融量性成長上，對金融結構、産權等深層次性問題，采取瞭迂迴、拖延的態度，在保障改革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的同時，等待發展平颱達到最閤宜的狀態，再逐步把改革推嚮第二個深化層麵。
　　首先來分析中國銀行體係改革成長進程中的艱辛與抉擇的邏輯機理。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計劃經濟體製形成的邏輯起點在於重工業優先增長目標的確定，該目標取決於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同時也反映瞭政治領導人的經濟理想。但這一趕超型發展戰略與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下資源稟賦狀況産生瞭直接的矛盾，當時的金融資源稟賦特點和動員能力是無法滿足作為資本密集型産業的重工業優先增長目標的。在建國初期，中國經濟發展處於非常低級的階段，1952年人均國民收入隻有104元，這種低收入水平抑製瞭資本的積纍（林毅夫等，1999）。簡言之，稀缺的資本無法滿足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國傢動員資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國傢銀行的期末資産總額隻有118．8億元，存款餘額93．3億元，分彆僅占到當年國民收入的20．2％和l5．8％（盛斌、馮侖，1991）。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金融的完全壟斷便是國傢的閤理選擇。國傢壟斷的單一金融産權形式，一方麵可以提高動員資金的能力，另一方麵可以把有限的資金配置到符閤國傢發展戰略目標的企業和部門。因而，改革開放以前，國有金融體製錶現為無所不包的單一銀行製。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國有金融中介性質是國傢趕超型發展戰略的選擇與當時金融資源稟賦稀缺狀況矛盾的內生産物，並良好地發揮著國傢所賦予的特有製度功能，契閤著經濟發展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瞭以市場化為導嚮的經濟轉軌時期，為瞭降低改革過程中的“摩擦成本”，使改革達到“帕纍托改進”，在改革過程中采取瞭保持存量，推動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漸進轉軌方式。其中，“保持存量”主要就是指保持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在這一邏輯背景下，國傢將過去通過財政撥款嚮國有企業注資的計劃方式改為通過國有銀行嚮國有企業發放貸款的市場方式，即“撥改貸”改革。但是，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發生瞭戲劇性的變化，從“集財於國”到“藏富於民”的分配格局的轉變，導緻瞭國民儲蓄結構的失衡，巨額資金集中在私人手中，如何有效地汲取並使之能支持體製內經濟增長，成為改革過程中一道關卡。幸運的是，國民儲蓄結構的迅速轉變改變瞭國傢的偏好，促使國傢做齣調整其國有産權結構的努力，其中一個主要方麵就是增加國有金融産權的比重。國有金融製度安排的擴展直觀地反映在組織體係的重建上。此後，國有金融的成長則集中錶現為這四大國有銀行的“攻城略地”，紛紛設立分支機構，不但占領城市，而且占領農村和邊遠地區。公有金融産權邊界的擴張使得國傢控製金融資源的能力得到加強，從而能夠利用這些金融資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財政能力以支持體製內經濟增長。隨後的事實也證明瞭這一做法的閤理性，改革初期國民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就是得益於國傢通過國有銀行體係對體製內經濟的大量資金投入。因此，我們同樣有充足的理由得齣結論，改革開放後，中國國有銀行製度演進內生於漸進改革戰略的選擇和金融資源稟賦狀況的現實。換言之，由於漸進改革戰略的選擇與金融資源稟賦的矛盾內生地決定瞭轉軌經濟中國有金融中介大力壟斷式發展的演進路徑。
　　與此同時，一方麵體製內經濟由於金融約束與金融支持的存在齣現蓬勃發展，另一方麵體製外增長通過內生的方式獲得瞭相應的體製外金融安排所提供的金融支持，從而形成瞭體製內外多種經濟形式的高速增長格局（張傑，1999）。此外，也突破瞭一般均衡式改革的睏境，開闢齣瞭中國銀行體製變遷中另一條嶄新的道路。在中國金融體製變遷過程中，一般均衡式的改革就是對居於壟斷地位的國有銀行進行整體性的改造。這種改革難度大，所需承擔的成本高，在給定其他方不改革的前提下，沒有哪一方願意由於先行動而率先承擔改革成本。因此，采用公共選擇的一般均衡方式對我國銀行業市場化求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原本就無解可求”（張傑，1998）。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進行局部均衡式的改革成為可選擇的改革路徑，也即采取“體製外增量改革”的局部均衡改革方式。在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地位不發生變化的條件下進行邊際調整，通過扶植新興股份製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發展，逐步增大金融資源配置中市場化的份額，既滿足瞭多種所有製經濟發展的需求，又開始探索一種高效運作的股份製銀行製度，是一舉多得之為。這其中，由於新興金融機構資産規模小且分散，對社會的滲透力和輻射力較弱，因此製度創新的難度低且安全係數高。當然，隨著中小銀行競爭實力的不斷提高，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也將不斷提高，國有銀行對居民的“親和力”不斷下降，無形之中又會降低金融業變革的阻力。可見，由於麵臨成本約束，中國銀行改革必須走與漸進式經濟改革相閤拍的同樣的漸進式改革道路，通過“次優選擇”達到帕纍托改進，從而使改革的製度成本降至最低。
　　另外，中國銀行業改革次序的現實選擇及其理論邏輯是在産權改革與市場結構調整有機配閤下選擇的路徑。隨著銀行業增量改革的展開，引入股份製，新興商業銀行産權結構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發生瞭很大變化，打破瞭過去單一國傢齣資、國傢控股的金融産權結構，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甚至是民營企業對新興股份製商業銀行的參股、控股，從股權結構上初步實現瞭不同的、多個的産權主體，有效地改善瞭我國銀行業由幾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獨占的市場結構，使競爭主體更加多元化，而且塑造瞭全新的競爭機製，力圖增加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壓力，激勵其改善業務水平和經營模式，從而提高自身及整個銀行業的績效。同時，通過這些産權主體和治理結構多元化的股份製銀行經營業績與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業績相比的優良錶現，也為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産權改革尋求到瞭實踐層麵的支持。但是，即便是股份製銀行能迅速形成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有效競爭，由於曆史和現實政治經濟層麵的諸多原因，這種外部競爭市場結構的壓力也不會對國有商業銀行形成足夠的改變；加之政府齣於金融安全和國民經濟穩定的考慮，規模很大的銀行不能倒閉這些因素都極大地削弱瞭市場競爭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實際影響。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單純地依靠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其他市場主體競爭的壓力是不能對國有商業銀行效率改進起到根本性作用的。
　　製度結構由核心製度和次級製度耦閤而成。基於改革成本的考慮，漸進製度變遷一般采取從次級製度嚮核心製度逼近的改革路徑。漸進式改革的邏輯從增量人手，並以此帶動存量改革，這在中國國有銀行改革上得到瞭完美的體現。為瞭減少製度變遷與各方利益之間的過度摩擦，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國有銀行製度創新的重點似乎更多地集中於外延伸縮方麵，改革的流程停留在企業化、商業化等錶麵的經營模式方麵，把大規模擴張等同於商業化，經營受阻時又歸咎於“大而不強”，國有銀行改革處於時而擴張、時而收縮的搖擺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