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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12-1949年)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
内容简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
本书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目录
总编辑序
第一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玛丽·B.兰金,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 费正清安阿伯 ,密执安大学历史教授 费维恺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东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卫藤沈吉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日本的二十一条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历史教授 易劳逸
权力初步巩固
各省的斗争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国民党诸派系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教授 陈志让
党的重建和领导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寻找一种战略
苏区的毁灭
“白区”的地下工作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帕洛阿尔托,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所 马若孟
土地制度的状况
农业的商业化
农业危机
第六章 农民运动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教授 吕西安·比昂科(珍妮特·劳埃德译)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文明教授 孔斐力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 孙任以都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李欧梵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入江昭
第十一章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易劳逸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 莱曼·范斯莱克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香港,大学服务中心 苏珊娜·佩珀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政治学 教授宣道华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1865-1911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20世纪的头10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纪中期的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世纪的新的发展。
使人震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爱国精神所激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质疑。
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区。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集团。
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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