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低垂着头，想躲过阴冷的风，但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卷着砂土的旋风关到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那头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大得不适合钉在室内，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那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想坐电梯是没希望的，即使在情形最好时也很少开。目前白天停电，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节约运动中的做法之一。温斯顿所住的公寓在七楼，他现年三十九岁，他的右脚脖上方还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所以只能缓慢地走楼梯上去，中途还歇了几次。每层楼梯平台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一连串数字，跟生铁产量有关。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金属板，它像一面毛玻璃面的镜子，嵌在右墙上。温斯顿扭了一下开关，声音多少低了一点，但仍清晰可闻。这个装置（叫做电屏）的声音能关小，然而无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他的体形偏小，瘦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只是让他更显单薄。他长着淡色头发，面色红润自然，皮肤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须刀片而变得粗糙，然而冬天的寒意才刚刚结束。
外面，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看去仍然一副寒冷的样子。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打着旋越飞越高。尽管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临街地方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急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事。电屏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高于极低的细语，就能被它拾音。而且不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的视域之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也能被看到。当然，在具体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臆测而已，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但无论如何，他们什么时候想，就可以什么时候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除非在黑暗里，否则你的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保持背对电屏，这样比较安全，不过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带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筑。这里——他略有几分厌恶地想道——这里就是伦敦，第一空域的主要城市，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找回一点童年记忆，以便让他记起伦敦是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满眼都是摇摇欲垮的建于十九世纪的房屋，侧墙靠木头架子撑着，窗户用纸板挡着，屋顶是瓦楞铁皮，破旧的院墙东歪西斜，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在挨过炸弹的地方，空中飞腾着灰泥和尘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砾上蔓生，还冒出许多龌龊的聚居区，也就是鸡舍一样的木板屋，是否一直是这样？可是没用，他想不起来：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静态画面，什么也没留下，但那些画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结构，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达三百米之高。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以漂亮的美术字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以及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半公里外缘范围之内。那里非公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脸上已经换上一副从容而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时，这样做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进那间很小的厨房。这个时间离开部里，就放弃了在食堂的一顿午餐，他也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大块黑面包别无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当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了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简单的白标签上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国的米酒，它散发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油一般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气，然后像喝药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马上，他脸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那玩意儿像是硝酸，而且不仅如此，喝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后脑勺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胃里的灼热感消退了一点，一切好像没那么难受了。他从印有“胜利香烟”的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了出来。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了点。他回到起居室，在位于电屏左侧的一张小桌子那里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枝笔杆、一瓶墨水和一个四开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红色，封面压有大理石纹。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的电屏安装位置不同寻常。它通常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这张电屏却是在较长那面墙上，正对窗户。电屏一侧有个浅凹的地方，温斯顿就坐在这里。建这幢公寓楼时，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来摆书橱。温斯顿坐在凹处，尽量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屏的视域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仍会被听到，不过只要待在目前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这会儿要做的这件事，部分起因就是这个房间不一般的布局。
同样让他想到做这件事的，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是个异常漂亮的本子，纸质光滑细腻，因为岁月久远而变得有点泛黄。那种纸至少已经停产了四十年，但是他估计那个本子的年头远不止四十年。他在一间肮脏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看到它放在那里，那间铺子位于市内某个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他马上有了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拥有它。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但这一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因为许多东西——如鞋带和剃须刀片——除非去那里，否则就买不到。他往街上左右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后溜进去花两元五角钱买下了它，也没想它能派什么用场。他知错犯错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上面就算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有违原则。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非法（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全身感到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堪可怀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格登一下，想起新话中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想到自己所干之事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根本说来，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声。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总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脖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